7、一审判决认定公安机关拘留证人取证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无法可依。辩护人请求侦查机关立即释放本案证人马晓军，使其恢复自由，正确表达意志。
《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只有符合明确规定的未成年人、严重疾病、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有其他原因的，经法院许可，才能不出庭作证。本案有关情形不符合法定情形。本案全部证人，被侦查机关拘留后，在侦查机关收集的证言笔录上签字，拒不到庭作证，未提出任何正当理由，依法应当否定其证言证明力。
实际被办案机关羁押的龚刚模、吴家友、龚云飞、马晓军不愿意出庭的原因不言自明，是侦查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侦查机关拘留证人获得使李庄可能定罪的证言，为什么不愿意证人出庭？原因不言而喻。
一审认定，“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互相印证，具有证明力”。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只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有七种情形之一的，可以先行拘留，不包括证人。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可以对刑事诉讼证人进行拘留，然后取证。虽然第四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辩护人不认为办案机关在李庄案中拘留证人是为保障证人安全。
一审判决认定，将刑事诉讼证人拘留后取证，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辩护人从未见过有关“押人取证”的法定程序，如果有此规定，一审法庭应该示明该法定程序以及依据的出处。
辩护人特此请求侦查机关释放被拘留的本案证人马晓军等。
8、一审法院应该查明李庄曾撤出龚刚模案不再担任辩护人的事实和性质。
2009年12月10日，重庆有关部门向北京有关司法主管部门反映李庄情况，表示李庄履行辩护人职责行为违法、违规并有会见录像存证，要求李庄退出代理案件。有关司法主管部门因此紧急协调。为配合重庆打黑除恶的大局，2009年12月12日，康达所与李庄紧急协商决定退出龚钢模案件，李庄同意，立即先给重庆承办龚刚模案件法院领导发送短信：“经组织决定，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撤出，不再担任辩护人，请转告有关方面”，随即前往龚刚模妻子在北京住院病房办理解除代理手续，侦查机关办案人员在李庄办理解除代理手续时对李庄实施拘留。
李庄自愿退出辩护，其不再担任辩护人的表示和解除代理手续的行为有效防止了后续可能结果的发生。本案并未出现李庄伪造的证据，也没有出现李庄帮助龚刚模伪造的证据。
假使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李庄存在伪造证据的犯意”，难道本案李庄决定退出案件，通知法院，办理解除代理关系的行为，不属于“犯罪中止”吗？李庄退出案件，不再担任辩护人的行为，难道不符合“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的行为”的犯罪中止法定要件吗？
一审法院审理和判决刑事案件，难道不应特别注意审查李庄是否存在“犯罪中止”的这种法定应减轻、免除处罚的事实吗？一审判决对此节应审查事实完全予以忽略，量刑时更未依法考虑，实在失偏。
9、重庆江北区法院没有法律解释权，本案应通过重庆高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请求对刑法306条和307条应用予以解释。
（1）一审法院根据本案被告人李庄并无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实际后果及其辩护人相应辩护意见判决认为，“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
一审判决此项认定，实际是对刑法306条越权做出解释，而重庆江北区法院显然没有法律解释权。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如果李庄构成该罪，则应当有被毁灭、伪造的证据，或者帮助龚刚模毁灭、伪造的证据，或者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的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情形。但是无论何种情形，都应当有物理属性、物质形态、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存在。本案未开庭，李庄也未举证，自然不存在任何证据，更不存在“伪证”，李庄以什么形态的“伪证”妨碍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呢？伪证应是有形的证据，只是内容有“伪”，难道“伪证”连证据的形态都可以“伪”去吗？可以是虚拟的吗？可以是未来可能产生的吗？
龚刚模案一审还未开庭审理，龚刚模是否有罪，是否被刑讯逼供，都未经有效的司法判决认定，李庄案一审法院如何可以将涉及到龚刚模被刑讯逼供、被敲诈等事实和证据确定为虚假呢？一审法院对本案的判断逻辑是，在龚刚模案未进行开庭审判的情况下，即推定龚刚模有罪，推定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调查取证以及定性都是真实有效正确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证据或努力都必然是伪证。一审法院的逻辑难道不违反了罪刑法定和独立审判的法定原则吗？
（2）李庄被拘留前龚刚模案尚未开庭，因此没有发生当事人伪造证据的事实。龚刚模既然已经举报，则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当事人（龚刚模）伪造证据”的事实将永远不会发生。李庄的一切“帮助”至多是属于“设想”。龚刚模案没有伪造的证据出现，也因为没有帮助的载体――证据，而没有行为，只有“设想”（思想）。一审判决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供述”，与法律规定的“伪造证据，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的构成要件不符，一审判决实际对《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做出了扩大解释，将法定构成要件必须的“形成证据”的结果，解释为行为，甚至解释为思想（设想）。
（3）《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有关证人的构成要件是，辩护人“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
李庄要吴家友找潜在警察证人，显然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吴家友是本案证人但不是龚刚模案证人。吴家友又被公诉机关认定为是“辩护人”，其主体性质就不是龚刚模案证人。
李庄要吴家友找到警察证人只是设想，被吴家友拒绝，潜在警察证人因吴家友的拒绝而并不存在，也未出现在李庄通知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中，不是龚刚模案的证人。李庄并未接触也不认识潜在的警察证人，更未“威胁、引诱”。也没有伪造证据结果，甚至没有行为，只有设想、思想或语言。
一审判决将法律构成要件的特殊主体“证人”扩大到“辩护人吴家友”，将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威胁、引诱”扩大为“指使”实际是对法律做出扩大解释。
（4）程琪是龚刚模妻子，是李庄设想安排的证人，李庄告诉程琪，“李明航、樊奇杭这些人才是黑社会，他们找龚刚模借钱，实际上是敲诈龚刚模”的情节，是告知程琪辩护人的判断，李庄上述有关告知语言和情节哪里有“引诱”？一审判决将李庄作为辩护人的正常判断和安排犯罪嫌疑人妻子作证，定性为引诱证人作伪证，于法无据，违背情理。
侦查机关已然认定樊奇杭是黑社会骨干或首领之一吗？日常生活中如果被黑社会要求出借巨额资金难道不会被理解或判断为敲诈吗？李庄作为辩护人看到龚钢模以前多次供述被敲诈，为此判断和安排竟然被一审判决认定为引诱证人作伪证，一审判决实际是对法律任意解释。
（5）一审判决认为，“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该行为实际上是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从而达到推翻龚刚模以前供述的目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故李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
一审判决实际是认为李庄宣读笔录的行为如果作为独立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因为李庄存有“有意教唆编造被刑讯逼供的思想”则该宣读笔录的行为就发生性质转变，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
根据本案起诉方18证据龚刚模证言，19号证据马晓军证言均明确表明，李庄向龚刚模宣读了樊奇杭的部分笔录材料时，只是说“樊奇杭等在李明航被杀案的供述中没有提到龚刚模的名字”。在此节宣读笔录的事实上，公诉方全部证据并无显示证明目的是“李庄在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实际李庄宣读笔录是基于在李明航被杀案中的黑社会主要人员并未提及龚刚模，而是判断龚刚模可能不是黑社会主犯，或不是李明航被杀事件的主导人。
一审就此节事实的判定错误，首先是搞错了事实和案件关系，认为宣读樊奇杭供述实际是教唆，其次是在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下，将无关事实错误认定是“实际上教唆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
即使从法律规定的语义理解，也无法得出“基于某种思想宣读笔录属于伪造证据”的当然结论。一审判决在此节事实上实际已对法律做任意解释。
（6）根据《立法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的有关规定，立法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司法解释权在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认为需要制定司法解释的，应当通过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因此，重庆地方法院无权制定或进行司法解释。
辩护人认为，结合本案的事实和行为，李庄的有关行为、言语、思想不符合法定的犯罪构成要件。一审法院没有《刑法》解释权，一审判决“从犯罪构成上讲，该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 认定不当并且超越权限，本案有关法律适用问题应通过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法律应用问题请示最高法院。
10、李庄案二审如何判决探讨。
（1）如果二审调取到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内容显示李庄确实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则辩护人可以变更上述定性的辩护观点，改为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李庄在开庭和被拘留前，已经根据所在律师所出于配合重庆打黑除恶斗争整体大局的考虑，决定退出案件，服从决定，并立即向重庆法院领导以短信表示退出案件，不再代理，并直接去办理解除代理手续的事实。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应认定李庄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具有犯罪中止的法定情节，并根据龚刚模案没有开庭，并由于龚刚模揭发检举和李庄退出代理而不会形成任何伪造或翻供，没有造成损害的事实，对李庄依法免除处罚。
这也是辩护人基于体谅重庆办案机关的难处而做出的让步。也是为重庆设想，提示另外折中处理可能。
（2）如果二审法院不能调取李庄三次会见龚刚模的录像或办案机关或看守所不提供会见录像，则请求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证据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李庄不构成犯罪。
（3）如果二审法院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直接做出李庄不构成犯罪的判决，则请求就本案有关法律应用问题报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由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法律应用问题请示最高法院。
这也是辩护人基于体谅重庆办案机关的难处提示另外的可能。
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均存在严重错误。根据本案现有事实、证据，根据现行法律，辩护人认为唯有判决李庄无罪，才是对法律负责，对国家利益负责，也是对重庆负责，才可以使“乱麻缠住快刀”的李庄事件得以正确、合法、有效解脱。
做出李庄有罪或辩护人辩护失败的终审判决并不困难，做出法制尊严、国家意志得以维护，有关各方如释重负的判决，则既需要政治智慧和磊落胸怀，更需要国家、法治高于一切的无私勇气。
李庄事件复杂化实际由多种原因，多方责任造成。
李庄的缺陷和错误对引发了事件负有直接的责任，但李庄事件被扩大到如此层次和范围，并不全是李庄造成。李庄在羁押状态中实际并不知道外界的嘈杂或争议，也几乎没有表态的机会。
李庄事件原本可以避免引发如此重大的争议。在既可控制秩序也可控制传播的法庭审判空间内，李庄的辩护方法和辩护观点，即使质疑刑讯逼供，最终还需经过庭审查明事实，由法院做出裁决。实际对打黑案件并不会构成总体的威胁，甚至没有任何威胁。实际由于李庄事件被高速、高度曝光，高速起诉和高速判决而使事件在成为爆炸性新闻的同时，也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讨论和争议。
上级领导机关有时会因下属不力或误报而引发麻烦或受到重大影响和困扰。李庄事件发展演变成一个具有争议的法律事件，实际重庆警方办案、办事人员也推其责任。起码重庆侦查机关个别干部和中央级媒体相关人的存在水平有限、工作粗糙、自以为是，必然引起事件复杂化的局面。
中国青年报郑、庄两位记者“采写”的李庄案报道，实际效果对于重庆处理李庄事件显然成事不足，并直接引发了包括媒体的激烈反应。甚至在“黑律师”李庄还未被判决时，部分社会公众和专业人士已经对中国青年报该报道和两位记者的品质和职业操守形成了一致“判决”。
重庆侦查机关个别干部参与制作、审查、提供中国青年报并同时在重庆新闻门户网发布的通稿，对李庄事件、龚刚模、李庄、甚至北京律师的遣词造句，以及虚构李庄组织跨区域打捞队，敲诈龚刚模亲友不判死刑还要两三千万，发送侮辱重庆人民的“够黑、人傻、钱多、快来”短信，龚刚模忍不住内心煎熬等极端、生动、有趣的措辞和生动情节，实际表现了重庆组织制作案件报道的相关干部力图通过激进的词汇和夸张情节为“黑律师”定性的激情、积极性，同时也体现降低有关人员的法治水准。
李庄的当事人是黑社会组织首犯龚刚模，重庆依法打黑除恶起诉龚刚模，竟然被这位虽然具有高度的工作激情和干劲的官员在情急之中、不加思索称之为“第一次伤害”，李庄为其辩护被其称为“第二次伤害”。最终中国青年报两位资深政法记者、审稿编辑竟然也未发现这种严重的政治与法律双重错误，使具有严重错误的报道对全国公众发布。
上述只是略为典型的例证，实际显然不仅如此。李庄事件的发生、论证、判断、拘留、逮捕、报道、起诉、庭审、判决、上诉、庭审、终审判决，实际必经多个环节。一旦部门干部原因，出现错误不及时纠正，而是将错就错设法予以掩饰，甚至对上级错报情况和方案，有关干部和学者对方案分析论证时不坚持法律和党性原则，随声附和甚至误导上级机关和领导做出错误决策，则必然会使事件复杂和难以控制。李庄事件发生过程中，如果确有谨慎、负责的文章论证或意见，实际可以避免事件发生或不至于发展致此。
根据短板理论，李庄案发生、发展、出现争议的情况说明，一个系统的水平并不由最高领导的水平能力决定，而是由“短板”决定。起码，重庆组织报道和审稿的的那位政法系统官员和中青报的两位记者，是系统的“短板”。短板的存在是必然，短板短的程度是衬托了李庄事件糟粕程度。
李庄事件一定会成为法学院的刑法案例，也可能会成为行政学院政府系统管理的行政案例，还可能成为商学院因公关媒体报道成事不足的管理案例。
11、李庄的缺陷和错误是引发事件的重要原因，其已经切身体验教训深刻。
职业决定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工作会有更多的质疑，从质疑中挖掘证据，从证据中证实质疑，进而使刑事当事人减轻或免除刑责。但是不同律师采用的方法不同。
李庄的行事为人及工作方式或高调或张扬或存在缺陷和缺点，并且军人出身，其家人多在司法部门，使其自认为对司法部门比较了解，进而自信可以发现和挖掘到办案机关的工作漏洞或瑕疵。李庄明显缺少对侦查机关的敬畏和尊重，习惯性不留余地、不遗余力地质疑甚至对抗办案部门，在为其刑事当事人争取命运转变或刑责减少的同时，也实际使自己步入错误甚至危险的境地。
目前阶段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与律师之间的强弱关系悬殊是显然的，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律师对实际强势的公检法机关表示水准、挑剔、指责、甚至争吵，实际对奉命行事的办案人员不起作用甚至效果适得其反，在某种程度实际是弱势一方律师一方的虚张声势，甚至是无法平等相处而出现的自卑。如此夸张行事可能是部分律师的习惯，也可能是为使当事人感到安慰、获得信任的行事策略，但律师能否把握住强势夸张行事的界限，从本案证明律师显然无法控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的办案机关实际可能有不同的标准。李庄在重庆陷落被捕的原因之一是他错误估计了重庆的容忍限度，李庄遇到了重庆办案机关完全不容置疑的坚决打黑。李庄在承办龚刚模案中对重庆打黑办案人员奉命或照章行事缺乏应有的理解，长期高强度辛劳努力的重庆打黑办案人员，对于李庄基于性格特征习惯性的质疑、挑剔、指责，自然难以接受，以致发生争吵，甚至认为是李庄是在影响、干扰、破坏打黑除恶斗争的整体工作而心生反感甚至出现对立。
李庄没有政治头脑尤其够不上法律的守护神或正义的代表，其担任龚刚模辩护人有显然的利益因素。在律师服务接近产业化的今天，少有律师是完全不求利益的。律师在求利的同时依法为被告人辩护，通过法律制度设计的分工而实现宪法、刑事法律的目的，此乃现实，因为自由职业如律师，没有皇粮可吃，国法允其依法收费。
重庆政法系统有官员在中国青年报报道中不断强调是律师滥用“潜规则”，实际个别律师送钱，与个别司法人员权钱交易的情况屡禁不止，如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说不清原因。但如果司法人员不再收钱，则送钱律师会减少甚至会绝迹。重庆打黑斗争中应该少有司法人员敢因此收钱，潜规则也自然无法发生。因此律师不是潜规则的主因。
律师整体社会形象欠佳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如果都免费服务会好很多。但是刑事辩护律师作用如果只是附和公诉机关，只是无关痛痒的“假辩”，则律师的作用也就只剩下收钱了。如此收钱不办事，岂敢期望律师形象提升。
龚刚模是被重庆媒体称为“杀人生产队”黑社会组织首犯，是上亿身家的企业主，曾经被重庆称为摩托车销售奇才。其家属以150万元的代价选择了刚性特征的李庄为辩护律师，最终避免了死刑保住性命或延缓了死刑执行，并使其是否被刑讯逼供以及在黑社会案件中的地位、性质、作用被放大到一个原本无法想象的广大范围引起关注和评价，也使其具有了立功情节，而辩护律师自己陷入被羁押、审判和定罪的困境，这种当事人的命运转机实际很难由其他律师复制，在某种程度上龚刚模是幸运的。
虽然中国青年报两位记者把可以想象的“黑律师”特点、情节、形容词全部浓缩到李庄身上，虚构太多，弄巧成拙。李庄确有缺点、错误，也只是位普通律师，无论被判有罪或无罪，都不会影响重庆打黑斗争的整体正面效果，也不会影响北京律师或全国律师业的整体社会评价，只会改变他自己的命运或者行事风格。
李庄行事风格存在缺点，并且完全不值得效仿，其突然“陷落”有其必然性，任何不同凡响或与众不同都不会没有代价。重庆司法局长在李庄事件后要求律师顾全大局，虽然出现争议但未必不是对律师的爱护。不身临其境不应高估自己的勇气或低估重庆甚至中国许多刑辩律师已经再不关注刑讯逼供的实际习惯。说李庄事件或者重庆司法局长要求是“法治的倒退”过于武断，李庄自称愿意以自由换来中国法治进步也有些虚妄或不切实际，法治进步不会因此比预想的快。
李庄因为被羁押而不知道外界的反应，但此事出乎意料的发生以及其突然失去自由的切身感受，对李庄的打击是巨大的，教训深刻，李庄也应当进行反思和检讨。
12、李庄案定罪判刑和错案纠正不应该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本案判定李庄的罪名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不是起诉“一手捞人一手捞钱”。
如果侦查机关节奏慢一些，等待开庭进行或完成，根据李庄是否出示伪造的证据，或等待龚刚模确实翻供做出被刑讯逼供的供述，关键是经过龚刚模案法庭审理，查实龚刚模确实没有受到刑讯逼供，则再根据情况做出李庄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继而立案、拘留、逮捕，会稳妥并可避免很多争议。
李庄在开庭前即服从决定并明示从重庆案件退出，解除代理，之后被拘留、逮捕。如此则使侦查机关设想的后续伪造证据结果出现不能，龚刚模的主动揭发也使伪造证据成为确定的不可实现，妨害作证的结果完全没有发生。原本也不会发生，因为审判阶段不会有警察找员工取证，故而不存在员工被妨害作证之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起诉、审判、量刑，并且罪名又只是“伪造证据、妨害作证”，则显然缺少法定构成要件和事实基础。在此情况下起诉，即使是全国或重庆的最佳公诉人也勉为其难，力不从心。因此，辩护人曾安慰公诉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侦查机关迅速拘留、逮捕李庄的快刀斩乱麻动作，实际却发生了乱麻缠住快刀的意外。
罪刑法定而非其他情绪因素。李庄因缺陷、强势、不尊敬而引起侦查机关的反感，甚至对重庆打黑斗争造成的不利影响，都不应是本案定罪根据。
重庆彭水诗案当事人秦中飞确实实施了发送了短信的行为（李庄案没有发生过媒体报道的侮辱重庆人民的短信），也发生了“诽谤罪”的结果――引起了短信指向的彭水县领导的愤怒的情绪，以至侦查机关主动抓人。
彭水诗案的罪名“诽谤罪”既有明确的行为、也有实际的结果，与李庄案“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名相比，彭水诗案的构成要件更为完整，但被重庆市基于上级监督而纠正。而李庄案既无形成证据，也未实现妨害作证，其动机究竟是故意伪造证据，还是基于职业的合理怀疑而设想挖掘证据证实实际存在争议，并且其自动中止了相关行为，实际李庄案只有设想和表达过设想，既无行为也无结果，却被重庆一审法院定罪。难道本案一审判决对李庄定罪判刑，就确实没有与彭水案当时彭水县县领导类似的情绪因素吗？
李庄案与重庆彭水诗案有高度相似性，对李庄定罪本属错案。只是因为李庄案不是发生的层级，已经少有可以并愿意及时监督、指导李庄案严格依法的上级部门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几天前还在提出的要求。定罪判刑或错案纠正，本不应该因为地区级别、权力级别、决策级别的不同而改变标准。
九、李庄案的终审判决和影响已经超出案件以外，慎重判决为宜。
重庆抓捕、起诉为“杀人生产队”首犯辩护的李庄并定罪判刑，得到普通民众的拥护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如果侦查机关再经媒体强调甚至夸大律师收费，则更容易引起自身难以承担此等费用的普通民众的内心反感。在财富不均的现实社会，较多金钱会自然与不义之财、巧取豪夺、坏人发生联想。如果媒体记者再虚构些生动情节，将许多“黑律师”的可能做法归集于李庄一身，则效果会更加显著。起码李庄处于被关押状态，完全不知铁窗外的消息以及他自己的故事已经如此生动。
但是，作为辩护律师和法律专业人士，根据本案事实、证据、法律，可以确定李庄在本案不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李庄的性格缺陷和工作方式确实已经给重庆市的打黑斗争或领导引发困扰、争议和麻烦，但李庄这些严重的错误、性格缺陷，都不应成为对李庄定罪的理由。
李庄案一审、二审、甚至申请再审都跳不出重庆三级法院，但这也不应成为将李庄案办成铁案的自信。辩护人本存一丝期望李庄案能通过铁证办成铁案，很遗憾，从一审判决没有看到铁案应有的铁证。
李庄案的起诉，实际是将重庆市人大任命在市检察院任职的两位全国、重庆十佳公诉人，临时破格下降，以江北区检察院代理检察员名义进行公诉，其公诉人资格自然存疑。实际李庄案的审理和判决，已经难以被理解成为重庆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的判决和责任。
李庄案的简单事实和控辩双方的争议观点经过重庆办案机关全面及时的披露以及全国媒体的充分报道，已经全部公之于众。事件的审判过程、证据内容、质证过程、起诉书、辩护意见、判决书已经全部被媒体公开。
李庄案件现在已经成为事实极为简单，证据极为有限，诉辩双方观点极为明确的公众周知事件。李庄案在法律界、法学界几乎无人不知，在全国社会公众中也引起较大关注。有媒体报道，重庆市的众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领导干部、市、区各级公检法机关负责人参加了案件的一审庭审旁听。在一审开庭后，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大学的著名学者又连夜被召集参加重庆有关方面组织的研讨。
辩护人无法设想这些受尊敬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会不约而同、异口同声地对“龚刚模完全没有被刑讯逼供”、“在办案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李庄会见龚刚模以眨眼等方式诱导、唆使编造被刑讯逼供”、“李庄会见龚刚模没有录像”、“龚刚模主动检举辩护人李庄”、“中央电视台录像没有证据资格和效力”“李庄构成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等案件争议要点会深信不疑。辩护人同时也无法设想本案一审有罪判决如何在这些受尊重的人士，领导、学者全部或大部分表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做出。如报道属实辩护人相信这些受人尊敬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可能是基于各种原因和因素，而赞成、拥护、附和或不反对判决李庄有罪。
普通民众的情绪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引导的。政界、法界、商界、学界等更多倡导要求的法治，对于社会普通民众毕竟太遥远。大多数民众都不会聘请律师，需要律师刑事辩护律师的更是极少数，许多民众认为辩护律师就是帮助罪犯帮助坏人是正常的。
党的最高领导人近日还要求和强调，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
重庆打黑斗争是中国的旗帜，审判辩护律师李庄也将会是中国司法的标杆。李庄如果被重庆终审定罪，作为判例可能实际各地也会效仿。今后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在会见刑事被告时，还敢就案件其他人笔录中的内容、事实向被告询问、求证、讨论吗？律师在发现或判断可能发生刑讯逼供的疑点产生合理怀疑时，还能去求证事实吗？刑事被告人如果自述被刑讯逼供，律师是否应该立即认为并制止其编造呢？律师是否要还要特别避免诱导、教唆两种眨眼形式？针对上述，辩护律师都不能为或不敢为，则除了收钱还有什么能为呢？如果刑事律师都是收钱后假辩，附和公诉机关，那是否全国人大就应修改《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删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呢？
辩护人对李庄案二审结果已经有所预见，但是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二审法院如果维持一审有罪判决，实际是在公开维持一起错案。终审判决无疑将使李庄遭受两年半的牢狱煎熬。但是，对那些虽然参与李庄案决策、开庭旁听、讨论论证，但内心并不确信李庄罪名成立，只是因为其他原因而赞成、附和、或不便反对定罪的人士、领导、负责人、学者，可能因此受到的内心困扰或煎熬，或许比李庄的两年半刑期要长。
李庄事件虽然与重庆打黑斗争有关，但两者不应该混淆和捆绑。即使李庄案被定罪错判，也不应否认重庆打黑除恶斗争的业绩和整体效果。
二审法院如果无法做出使法治受益的判决，起码也不应做出使法治受损的判决。终审判决的决定者虽然可以轻而易举认定李庄有罪和辩护人辩护失败，但是如此判决后，还有胜者吗！！
十、遥望中期盼。
《刑事诉讼法》、《刑法》与《律师法》及其包含的辩护制度乃是国家的基本法律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立法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制定、颁布、施行的。其中的每一条款无不体现着党和人民的意志及具体运行规则与游戏模式。模范的、主动的遵行这些条款，等同于模范、主动的维护党和人民的意志，是维护、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具体行动。漠视或违反上述法律及其任何包括辩护在内的条款，无异于漠视和损害党和国家的意志与尊严。
忠诚的执行这些包括辩护在内的法律法规，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保证刑事执法如同其他司法领域执法一样，最终使国家机器处于自我规范、自我维护、自我修正的良性运行之中。所以，要做到有错必纠，不因李庄律师弱小而轻视其权益，不因公器在握而忽略责任。时时、处处、案案审慎、公正，方能体现严肃执法的本原。徙木立信，本意在此。
三个代表的基本理论昭示，我们党已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发展为包括无产、有产、中产等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在执政与执法层面，我们党已从革命党的性质转变为执政党。现行一切法制，均为党代表最大人民群众制定和极力推行的意志，及调处包括李庄行为在内的任何行为的准绳与游戏规则，无论程序正义还是实体公正概不例外。所以主动遵从、维护包括辩护制度在内的法律制度，不是权力限制，而是使权力的行使得以稳固持久的前提，否则，无异于自毁长城、自生内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故有圣人每日三省吾身；执法机关亦非神器，难免执法失误，故有《国家赔偿法》颁行在先。所以，公诉机关、侦查机关神圣不可侵犯或永远正确的观念已滞后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自觉地护法、执法，勇于纠正错误，还是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所鼓励、所要求、所希望的。区区李庄，何足挂齿，微微律师，何足道哉？驯服李庄，易如巡警制服幼童，难言力巨，但若勇于纠正，还其自由，却能凸显赏罚分明、违法必究的伟大和可贵。我们党正是因为勇于修正错误，才有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经济繁荣的今天，这便是小平理论的魄力所在。
老一辈革命家凭借不断修正自我，探求真理的精神，建立了巩固的政权，制定了完备的法制。执法者、当权者，只要秉持这种精神，致力维护现行法制，无异于当世贤哲、乱世英雄。因为贤哲与英雄具备这种精神和觉悟。
我推测过多种可能，大智大勇的修正、平衡利弊的折中，一往无前的维持，……。我又在遥望中期盼！
或许，国法依旧运行，良知尚未泯灭，是非终有公论，是我挥之不去的信念！
此致
敬意
辩护人： 高子程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