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简介
原告李某系甲公司(私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被告王某系乙公司(私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甲公司与乙公司存在长期业务往来关系。2005年8月23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一份《城市公交综合信息化平台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及设备项目合同书》,约定乙公司向甲公司购买1400套多媒体车载终端主机产品,每套单价7500元,合同总价款1050万元,合同的预付款为总货款的50%(即525万元),另50%待交货后付清。同年9月21日,丙公司向乙公司发出一份《付款通知》,要求乙公司付清购货欠款218万元。同日,被告王某向原告李某提出借款218万元,并向李某出具借据一张。借据主要内容为:今借到李×先生现金贰佰壹拾捌万元整,借期10天(2005年9月21日至2005年9月30日止),借款人以在乙公司持有的相应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并请借款方代为向丙公司支付。
为履行借据,甲公司于2005年9月22日向丙公司支付了218万元,付清了乙公司欠丙公司的货款。同年11月9日至15日,乙公司分三次向甲公司付款720万元。其中第一次支付220万元(含218万元借款),后两次各支付250万元预付货款。中国银行《电汇凭证》载明的付款单位是乙公司,收款单位是甲公司。2006年2月7日和4月3日,甲公司分别向乙公司出具一份销售合同催款函,确认截至2006年2月7日收到乙公司汇款502万元,尚欠23万元应付款。但直至原告起诉,乙公司尚未付清此款。
2007年9月19日,李某依据王某出具的借据等证据起诉了王某,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王某偿还借款218万元及自2005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止,按照每日万分之二点一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2.被告王某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由于甲公司向乙公司催还上述买卖合同预付款未果,甲公司另案对乙公司提起诉讼。
二、法院裁判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被告王某向原告李某出具借据的行为属实。虽然借据载明王某向李某借款,但由于双方均为各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且根据李某提供的丙公司的《付款通知》可证实,李某对王某的借款用于乙公司的经营活动是明知的。在王某出具借据时,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买卖合同正在履行。甲公司向乙公司催付23万元应付款的行为,实际上已认可本案诉争的218万元应由乙公司偿还的事实。本案是名为民间借贷、实为企业间拆借资金引起的纠纷。至于甲公司主张的23万元买卖合同项下的预付款,应在买卖合同纠纷诉讼中解决。
综上,原告李某要求被告王某个人归还借款218万元,证据不足,该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3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6914元,由原告李某负担。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三、主要观点及理由
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关系的认定存在两种不同的做法:一种做法是严格按照借据的主体和内容认定借款法律关系,其他因素不影响对借据所确认的借款法律关系的认定;另一种做法则是对借据和其他证据全面加以审查,综合认定借款法律关系是否成立,借款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借款是否归还。然后,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对本案判决的理由和结果,也存在以下两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对李某的主张应予保护。本案判决把个人之间的借款认定为公司之间的借款,混淆了借款主体和法律关系。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主要理由是:
1.判决认定借款主体有误。本案的案由是民间借贷纠纷,借据载明王某向李某借款。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认定借款人是王某而非乙公司。出借人是李某而非甲公司。为保证还款,王某在借据中还以其在乙公司持有的相应股权作为质押担保,进一步说明王某本人是借款人。判决认定借款主体是甲公司和乙公司,与民间借贷的案由互相矛盾。
2.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借款法律关系应由借据的主体和内容决定,既然借据确认的借款关系的主体是李某和王某,内容也不涉及甲公司、乙公司的权利义务,即应认定李某与王某存在借款法律关系。李某在向王某贷款后,有权主张其到期债权。即使乙公司向甲公司支付了218万元,也不能认定王某向李某履行了还款义务,李某凭王某出具的借据主张权利,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的关键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受诉法院是否遵循证据审核判断的一般规律(即依据法律规定、遵守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的证明力独立作出判决),使案件事实达到法律真实。然后,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作出判决。该观点认为,经过受诉法院对证据的审查和分析认证,认定借据等三份证据真实有效,确认借款系由甲公司汇出,用于支付乙公司欠丙公司的货款,乙公司已向甲公司付清借款。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认定本案是名为民间借贷、实为公司之间拆借资金引起的纠纷,依法驳回了李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的理由充分,结论正确,但确定的案由有误。理由是:
1、王某向李某出具借据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虽然借据上载明借款关系的主体是王某和李某,但二者的身份是所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故应认定该借款行为属于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民事行为,并由两公司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2.借款用途并非用于个人。从借据、《付款通知》和《电汇凭证》的内容看,甲公司直接代乙公司向丙公司支付借款,用于清偿乙公司欠丙公司的货款,而非用于偿还王某本人的借款。由此可以认定本案是名为民间借款,实为企也间拆借资金,企业间的债务不应由王某个人偿还。
3、李某对借款用于乙公司的经营活动是明知的。丙公司的《付款通知》要求乙公司付款,李某根据借据和《付款通知》,以甲公司名义代乙公司向丙公司付款。由此可见,李某对涉案借款用于乙公司而非用于王某个人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承担还款义务的应该是乙公司。既然借款是由甲公司支付的,李某请求王某归还借款,理由不足。
4、涉案借款已经还清,双方的借款法律关系已经终止。该笔借款的出借与归还均是在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进行的,从未涉及原、被告双方个人的钱款往来。本案借据所确认的借款已由乙公司向甲公司付清。此后,李某再向王某主张归还这笔借款,于法无据。如果李某的诉请得到支持,将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严重失衡。至于乙公司拖欠甲公司购买设备的预付款23万元,不属本案的审理范围,应在另案中解决。
5.本案案由应确认为企业借款合同纠纷。案由应由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民间借贷除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关系外,还包括自然人与法人、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款关系,但这种关系应指实际存在的借款关系,不包括名为民间借贷、实为企业拆借资金的情形。案由一般包括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及其争议。在审判实践中,一审法院立案时可根据当事人的起诉确定案由。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符时,结案时以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作为确认案由的依据。本案判决虽将案由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实际是按企业间借款合同纠纷处理的。从表面上看,本案诉讼主体均为自然人,但从双方当事人的身份以及合同的内容和履行看,本案纠纷所反映的是甲公司与乙公司之间的借款法律关系,应以实际发生的公司借款法律关系确定案由。
四、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倾向性意见
本案是名为民间借贷、实为私人企业之间拆借资金的纠纷,案由应定为企业借款合同纠纷。认定私人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款属于公司借款还是个人借款,应根据借据内容、借款用途和实际由谁支付借款来确定的。借款用于单位的,由单位偿还;借款用于个人的,由个人偿还。债的主体是指向特定人的。本案中,公司人格与个人人格是混同的。虽然借据中载明的当事人为自然人,但双方均为其所有在私人公司借款的用途,应认定双方的行为属于公司之间的借贷行为。
《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12.4总第52辑)》
【最高人民法院案件解析】
公司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委托他人处理其在公司中全部事务的法律效力只能约束本人而不能约束公司——北京中裕安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市裕华盛世商品批发城有限公司与吉林市荣德汽贸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上诉一案……………………肖峰(165)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民事判决书》
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1期
【裁判摘要】
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
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