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事指控中，上游事实不清、主观明知存疑时，下游罪名能否成立？近日，中山杨帆律师办理的一起案件提供了典型样本：被告人朱某某因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被侦查，后检察机关追加指控其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480张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并使用部分信用卡消费流转资金构成洗钱罪。法院经审理认为，指控洗钱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该项不予采纳，最终对其他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罚金十八万元。

辩护的核心在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公诉机关指控洗钱罪，核心书证仅有银行消费明细，既无上游犯罪人员告知走私事实的供述，也无利益分成协议，主观明知处于合理怀疑状态；而刷卡记录仅反映客观消费轨迹，朱某某操作涉案卡片的真实目的系参与银行满减、返现活动。仅凭客观资金流向客观归罪，违背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基本原则。

这一原则在死刑及重罪辩护中同样关键。据咸宁日报报道，龙岩律师戴永生办理的一起案件，公诉机关指控伪造货币罪，但依据相关纪要，尚未制造出成品、无法计算伪造或销售面额的，不应认定犯罪数额，且达不到追诉标准，法院宣告不构成伪造货币罪；另一起案件中，被告人向上游诈骗分子出售、出租网络会议账号，无事先通谋、未参与诈骗、未分成，法院采纳改变定性辩护意见，从十年以上诈骗罪降为三年以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刑法谦抑与证据裁判是刑辩的两大基石。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依法纠正55件88人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的涉企产权刑事冤错案件。这提示，市场经济下应严防民事经济纠纷刑事化，恪守刑法谦抑审慎原则；同时坚持证据裁判，死刑案件证明标准是最高的排除合理怀疑，每一环证据矛盾都是突破口。

对当事人而言，刑事辩护既要怀揣无罪辩护的法治理想，也应立足案件客观现实，优先厘清民商事法律关系，再做刑事评价；开展精细化实质证据审查，善用管辖异议、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救济，在实体与程序两端同步维护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