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刑事辩护的实务路径与深度思考

一、两场骗局，两个囚徒

2018年，我为两位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他们曾是同一个政府部门的同事，却因为同一件事沦为阶下囚。

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声称有"海外背景"的商人，带着一堆英文合同和虚假的银行保函找到他们部门，说要合资建设一个大型项目。两位官员在没有核实对方资质、没有进行风险评估、甚至连对方公司的工商登记都没有查询的情况下，就签下了合同，并陆续向对方支付了前期款项共计人民币4000多万元。

钱打过去后，商人消失了。所谓的海外公司、银行保函、合作意向----全是假的。

案发后，两位官员都被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406条）立案侦查。其中一位资历较深的正职领导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另一位副职因"责任相对较小"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这个案子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刑法第406条，惩罚的不是"被骗"本身----任何人都有可能被骗----而是"因严重不负责任而被骗"。

二、法律条文的精密构造

（一）第406条原文

《刑法》第四百零六条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与本罪"孪生"的第167条

《刑法》第167条规定了"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两个罪名的区别仅在于主体不同： - 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 第167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两个罪名的行为方式、结果要件和刑罚幅度完全一致。

（三）构成要件的四个层次

第一，主体层次：必须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适用第167条而非第406条。

第二，行为层次：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这要求存在一个民事合同关系----无论是买卖合同、建设工程合同、技术服务合同还是其他类型的合同。

第三，主观层次：必须是"严重不负责任"。这是本罪的核心----不是"被骗"，而是"严重不负责任导致被骗"。如果是普通的市场风险或难以避免的骗局，不构成本罪。

第四，结果层次：必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重大损失"的起点标准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或者致使国家利益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

三、"严重不负责任"----本罪的灵魂

（一）"严重不负责任"与"一般工作失误"的界限

这是第406条辩护中最核心、最激烈的争点。每个案件中，控辩双方都在为这个界限而交战。

"严重不负责任"的司法认定通常考虑以下因素： - 是否对合同相对方进行基本资质审查（工商登记、经营许可等）？ - 是否对合同内容进行必要的法律审查？ - 是否按照内部规程进行了审批程序？ - 是否存在明显的"警示信号"（如对方报价明显低于市场、要求预付大额款项等）被忽视？ - 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如当事人与合同相对方有利害关系）？

如果当事人尽到了上述审查义务，但仍然被骗----即"一般工作失误"而非"严重不负责任"----则不构成本罪。

（二）"被骗"的客观性

本罪的"被骗"必须是一个客观事实----即合同相对方确实实施了诈骗行为，且该诈骗行为已经被生效判决或有力的证据所证实。如果合同相对方只是因为履行不能而违约，而非诈骗，则不构成本罪。

这一点的辩护价值在于：如果"被骗"的事实本身不能确定----例如，合同相对方尚未被抓获归案，或者争议处于"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灰色地带----辩护律师可以主张"被骗"的构成要件不满足。

四、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

案例一：质押物"调包"案

某国有企业负责人王某，在签订一份质押贷款合同时，仅凭对方提供的样品和质检报告就批准了贷款。实际上，对方以事先购买的廉价金属冒充贵金属作为质押物，并在取样时采用"调包"手段骗过质检人员。王某在贷前调查中没有亲自到现场核实质押物，也没有委托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进行复检，导致国家损失4000余万元。

法院认定：王某在签订合同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未对质押物进行实质性审查----构成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案例二：融资性贸易的"多米诺骨牌"

某政府部门负责采购的处长李某，通过中间人介绍与一家"大型贸易公司"签订了采购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了预付款3000万元。实际上，这家"大型贸易公司"只是一个"皮包公司"，根本没有履约能力。李某在签约前没有对该公司进行任何背景调查，甚至连对方公司的注册地址都没有实地查看过。

更具戏剧性的是：案发后调查发现，该"皮包公司"的负责人就是李某的一个远房亲戚介绍的----虽然李某本人不知情，但这个关系链条使他的"严重不负责任"更加突出。

法院认定李某构成本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五、辩护的六个核心方向

（一）主体资格辩护

第406条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当事人属于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应当适用第167条而非第406条----虽然两者的法定刑相同，但主体认定的精确性仍然是辩护律师必须坚守的底线。

（二）"严重不负责任"的反驳

这是无罪辩护的核心方向。辩护律师应当证明：当事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其行为最多是"一般工作失误"而非"严重不负责任"。

具体论证路径： - 当事人是否按照内部规定履行了合同审批程序？ - 当事人的审查水平是否达到了同行业、同岗位的平均水平？ - 是否存在当事人"无法预见"的因素导致被骗？ - 合同相对方的欺骗手段是否极其高明以至于一般人都难以识别？

（三）"被骗"的存疑辩护

如果"被骗"的事实本身存在争议----例如，合同相对方的行为到底是"民事违约"还是"刑事诈骗"尚未定论----辩护律师应当主张"被骗"的要件不满足。

尤其是在合同相对方尚未被定罪的情况下，要证明当事人"被诈骗"往往面临较大的证据困难。辩护律师应当充分利用这一"证据缺口"。

（四）"重大损失"的数额辩护

"重大损失"的起点是30万元。辩护律师应当： - 精确计算实际损失数额（剔除重复计算、预估损失等因素）； - 审查损失的"直接性"----是否全部损失都由当事人的行为直接造成？ - 将已经追回的金额从损失中扣除； - 考虑通过民事诉讼追偿的可能性。

（五）因果关系的辩护

第406条要求"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即"严重不负责任"与"被诈骗"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当事人虽然存在某些不审慎的行为，但被骗的根本原因是对方的诈骗手段极其高明、防不胜防----那么"严重不负责任"与"被骗"之间的因果关系就不成立。

例如，如果对方伪造了完整的公司注册资料、银行流水和过往业绩记录，其伪造手段之高明连专业的背景调查公司都难以识别----此时，即使当事人没有进行深入的背景调查，也不应当被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导致被骗"。

（六）量刑辩护

如果罪名成立已经难以撼动，辩护的重点应转向量刑。争取缓刑的关键在于：初犯偶犯、全额退赃退赔、自首、认罪认罚、积极追偿减小损失。

六、"合同"与"公务"的双重属性

第406条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同时涉及"合同"（民事法律行为）和"公务"（行政法律行为）两个维度。这为辩护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一）"合同"的有效性问题

如果涉案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归于无效----例如，合同未经招投标程序、违反政府采购法等----此时，当事人是否还构成本罪？

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合同本身是无效的，那么"签订合同"的行为就不应当受到刑事评价----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合法利益而非非法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的无效不影响刑事责任的成立，因为第406条保护的是"国家利益"（包括财政资金安全）而非"合同利益"。

辩护律师应当根据具体案情和当地司法实践，选择最有利的论证方向。

（二）"集体决策"能否免责？

如果合同的签订是经过集体讨论和集体决策的----例如，经过党组会、办公会等集体决策程序----当事人个人能否以"集体决策"为由主张免责？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是：集体决策不能当然免责----如果当事人在集体决策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提供虚假信息、故意隐瞒风险等），仍然要承担个人责任。但如果当事人在集体决策中只是"随大流"地举手同意，且没有个人私利的掺杂，其责任可能相应减轻。

七、与相关罪名的界限

（一）第406条 vs 第167条

两罪的行为方式和刑罚完全相同，唯一区别是主体。辩护律师需要特别注意：当事人的身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这决定了是适用第406条还是第167条。

（二）第406条 vs 滥用职权罪（第397条）

两罪的关系类似于"特别法"与"一般法"： - 第406条是特别条款：专门针对"签订、履行合同"这一特定领域的渎职行为； - 第397条是一般条款：覆盖所有领域的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

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优先适用第406条。

但第397条的法定刑（最高十年）高于第406条（最高七年）。因此，辩护律师应当力主适用第406条----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特别条款，更是因为它对当事人更有利。

（三）第406条 vs 玩忽职守罪（第397条）

两个罪名都是过失犯罪，但第406条的行为范围更窄----仅限于"签订、履行合同"领域。如果当事人的失职行为不涉及合同，就应当适用玩忽职守罪而非第406条。

八、合同审查与廉政风险的关系

在实践中，不少第406条案件的背后隐藏着利益输送和腐败问题----当事人之所以"严重不负责任"，是因为其与合同相对方存在不正当利益关系。

但第406条本身不要求证明"徇私舞弊"或"收受贿赂"----它的成立只需要"严重不负责任"。这意味着：即使检察机关没有发现贿赂证据，仍然可以以第406条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面临两难： - 一方面，如果质疑"严重不负责任"的指控，可能会"逼迫"检察机关进一步深入调查是否存在腐败问题； - 另一方面，如果完全认可"严重不负责任"，当事人可能面临更重的刑事责任。

这个"两难"的解决，需要辩护律师对案情的全面把握和策略的精准设计。

九、"尽职调查"的辩护价值

（一）合规制度作为"护身符"

如果当事人所在单位有完善的合同审查制度和流程，并且当事人在签约前确实按照制度执行了----例如，经过了法律顾问审核、财务风险评估、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等----那么，即使最终被骗，也不构成"严重不负责任"。

关键在于：要证明当事人不是"省略了"审查步骤，而是"执行了"审查步骤但未能发现骗局。

（二）专业意见的免责效力

如果当事人在签约前征询了专业机构的意见----例如，委托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尽调、委托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并且按照专业意见进行了操作，那么即使最终被骗，也不应当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

这里的逻辑是：当事人已经在其能力范围内做了最大程度的审慎----他不能被认为"不负责任"，因为他确实负了责任，只是被骗局所迷惑。

十、被忽略的量刑情节

（一）"被骗方也有责任"的量刑意义

在有些案件中，国家机关内部的制度缺陷也是骗局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例如，审批流程过于简化、财务监督形同虚设、上级领导越权干预等。这些"体制性因素"虽然不能完全免责，但在量刑时应当被充分考虑。

（二）"事后追偿"的量刑意义

如果当事人在发现被骗后积极追偿----通过民事诉讼、刑事报案、财产保全等方式----并实际追回了部分或全部损失，这应当作为重要的从轻量刑情节。

（三）"协助抓获诈骗者"的立功

如果当事人在案发后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诈骗者，构成重大立功的，可以减轻处罚。

十一、"合同陷阱"的识别与事前防范

虽然本文主要是从辩护律师的视角出发，但"事前防范"的视角对于理解本罪同样重要。以下是我在多年办案中总结的常见"合同陷阱"类型：

（一）"高回报率"骗局

对方承诺远超市场平均水平的回报率或优惠政策----例如，"投资回报率30%"、"政府补贴50%"。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这种"天上掉馅饼"式的承诺本身就是最明显的警示信号。

（二）"加急签单"骗局

对方制造紧迫感，要求"今天不签明天就错过"----例如，"政策马上要变了"、"另一家单位已经在竞争这个项目"。真正的商业合作不会需要如此仓促的决策。

（三）"海外背景"骗局

对方声称有强大的海外背景或国际资源，但所有信息都无法独立验证----例如，"我们有非洲某国的矿产开发权"、"我们与欧盟某机构有合作"。对于这类声称，唯一的验证方法是独立调查，而不是依赖对方的一面之词。

（四）"关系运作"骗局

对方暗示或明示其与上级领导、监管部门有特殊关系----例如，"已经和某某领导打过招呼了"、"这个项目领导很重视"。在当前的廉政环境下，这类"关系运作"本身就是高风险的信号。

十二、辩护律师的"工具箱"

在办理第406条案件时，我建议辩护律师准备好以下"工具"：

工具一：行业惯例报告。 如果当事人的行为符合行业惯例----例如，某个类型的合同在政府部门的通常审批流程确实比较简化----可以提供行业惯例报告来证明当事人的行为不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工具二：同行业横向比较。 收集同地区、同级别政府部门在类似合同中采用的审查标准和程序。如果证明当事人的行为与同行业持平，就不应当被认定为"严重不负责任"。

工具三：专家证人。 在涉及复杂专业问题的案件中（如金融衍生品、国际贸易、工程技术等），专家证人的意见可以在"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中发挥关键作用。

工具四：类案检索报告。 系统检索同类型案件的判决结果，了解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对"严重不负责任"、"重大损失"等关键概念的认定标准，为量刑谈判提供参考。

十三、政府采购领域的特殊辩护

政府采购是第406条案件的高发领域。在此领域中，辩护律师需要特别关注以下几点：

（一）《政府采购法》的双重效应

《政府采购法》为政府合同行为设置了严格的程序要求----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当事人是否遵循了这些程序要求，直接影响"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

但反过来，如果当事人虽然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的某些程序要求，但其违规行为与"被骗"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例如，未按规定公告招标信息但最终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供应商，而该供应商实施了诈骗----"程序违规"与"被骗"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不成立。

（二）"低价中标"的陷阱

政府采购中，"低价中标"原则可能导致竞标者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然后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等方式获取利润----这既可能是合同违约，也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当事人在明知对方报价远低于成本的情况下仍然签约，可能构成"严重不负责任"。

十四、"追索诈骗者"的义务与辩护

在部分第406条案件中，一个被忽视的辩护争点是：当事人在发现被骗后是否有"追索诈骗者"的义务？这一义务的履行情况是否影响刑事责任的认定？

（一）"减轻损失"的法定隐含义务

虽然第406条的条文没有明确规定"追索"义务，但《民法典》中的"减损规则"（被侵权人应当采取合理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在刑事领域同样具有参考价值----如果当事人在发现被骗后积极采取措施追索资金、挽回损失，这些努力应当在量刑时得到充分体现。

（二）追索成果与量刑的关系

如果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或刑事报案追回了部分或全部被骗资金，追索的成果直接影响"重大损失"的认定----因为"损失"的计算时间点应当是"判决时"而非"案发时"。如果资金在判决前追回，就应当从损失数额中扣除。

（三）"怠于追索"可能加重罪责

反过来，如果当事人在发现被骗后怠于追索----不报警、不诉讼、不报告----这种"消极不作为"可能在量刑时被作为加重情节考虑，因为它体现了当事人对"造成国家损失"这一后果的漠视态度。

十五、电子合同时代的新挑战

随着电子政务的推广和电子合同的普及，第406条的适用面临新的挑战：

（一）"点击签约"与"审慎义务"

在电子采购平台上，政府工作人员可能通过"一键点击"完成签约。这种高速运转的签约模式，是否意味着当事人的审慎义务应当相应提高？还是说，系统的自动化审核已经分担了部分审慎义务？

（二）AI辅助决策的刑责归属

如果政府部门的合同决策依赖AI系统（如风险评估系统、供应商评分系统），而AI系统的参数被人为操纵或系统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当事人基于错误的AI评估结果而签约被骗----此时的责任应当如何分配？当事人是否仍然构成"严重不负责任"？

（三）区块链合同的"不可撤销"风险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一旦签署就无法撤销。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因为疏忽签署了含有陷阱条款的智能合约，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无法通过传统方式挽回----这种情况下，"重大损失"的认定是否会因"不可撤销"而进一步加重？

十六、结语：刀刃上的失职

在刑法分则中，第406条是一个"小而冷"的罪名。它的适用率不高，很多案件最终以第397条的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罪结案。但正因为如此，每一个被准确定性为第406条的案件，都体现了司法对"特别法优先"原则的尊重，也体现了对"精确化定罪"理念的坚持。

回到开篇的那两位官员。正职被判了三年，副职缓刑。两人后来都失去了公职，一个在老家开了一家小超市，一个去了外地打工。去年，我在街上偶遇了那位副职----他看起来老了许多，说："律师，你知道吗？我现在每次签合同----哪怕是不起眼的小合同----都会把对方查个底朝天。"

我笑了笑，不知道说什么。

第406条的存在，不是为了惩罚"被骗"，而是为了惩罚"因不负责任而被骗"。对于那些已经付出惨痛代价的当事人来说，理解这一点，或许是他们在人生低谷中唯一的慰藉。

对于我们辩护律师来说，捍卫"严重不负责任"与"一般工作失误"之间的界限，就是捍卫刑事法律的精确性和公正性。这条界限每一次被清晰划定，都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又一次庄严确认。

刑法第406条教会我们一件事：在这个充满骗局的世界里，法律不惩罚"被骗"的人----它惩罚的是那些本应看穿骗局、却因漫不经心而让国家利益蒙受损失的人。而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确保这个"本应看穿"的标准既不过于严苛（不能要求每个公务员都是商业奇才），也不过于宽松（不能让漫不经心成为脱罪的借口）。在这条刀刃上行走的，不仅是当事人，也是我们这些为公正而战的刑辩律师----每一次辩护，都在重新定义"责任"的边界；每一个判决，都在书写法治的进步史。这，就是406条赋予我们的全部使命----既不高估人性的善良，也不低估法律的威严。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