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引子：流水线上的"自愿协议"

2023年春天，我接到一个来自广东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女人，声音沙哑："李律师，我老公被抓了，说是什么’强迫劳动罪’。可是那些工人明明签了合同、拿了工资的呀！"

她老公老梁，在东莞开了一家小型电子配件加工厂。工厂不大，常年二十来个工人。公安接到举报后突击检查，发现工人们的身份证被统一保管在老板的保险柜里，工人宿舍的门晚上是从外面锁上的----名义上是"防盗"，实际上工人无法自由出入。

"工人说他们不想干了，要回家，老板不放人----这构成了’限制人身自由’。"办案民警说。

但老梁的辩解是："那些工人是外省的，在广东人生地不熟，身份证放我这里保管是防止他们弄丢了被派出所查。锁门是因为厂区偏僻，怕小偷。至于’不想干’----他们没有提过要辞职，如果提了，我肯定放人！"

双方各执一词。工人们的供述和老梁的辩解形成鲜明对峙。

这个案件让我开始深入思考一个问题：在劳动管理的灰色地带中----身份证"保管"与"扣押"的界限、宿舍"锁门"与"防盗"的界限、工资"结算周期"与"限制离开"的界限----哪些属于"正常管理"，哪些属于"强迫劳动"？

一、罪名的历史：从"强迫职工劳动罪"到"强迫劳动罪"

（一）1997年刑法的起点

1997年刑法第244条原文规定："用人单位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以限制人身自由方法强迫职工劳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这个罪名的三个关键特征： - 主体限定：必须是"用人单位"----不包括个人、非法组织或其他非用人单位主体； - 违反劳动管理法规：需要以"违反劳动管理法规"为前提----这意味着一部分行政违法先行； - 情节严重：不是所有强迫劳动行为都构成犯罪，必须达到"情节严重"。

（二）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改造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本条进行了彻底改造： - 删除"用人单位"的主体限制----任何人（包括自然人、单位、非法组织）都可以构成本罪； - 删除"违反劳动管理法规"的前提----无需先证明行政违法； - 删除"情节严重"的入罪门槛----将"情节严重"从入罪条件变为升格条件； - 增加"暴力、威胁"作为与"限制人身自由"并列的手段； - 新增第2款----协助强迫劳动罪（为强迫劳动招募、运送人员等）。

这些修改的背后，是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巨大社会影响。在那个夏季，媒体揭露了山西多地存在非法砖窑，使用暴力手段强迫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工人劳动----震惊全国。修正案八的修改，正是对这一社会创伤的立法回应：强迫劳动，不需要"先行政后刑事"的阶梯，直接入刑。

二、三把钥匙----强迫劳动的三种手段

修正案八明确了三种手段：暴力、威胁、限制人身自由。三者满足其一即可入罪。

（一）暴力

打工人、罚站、体罚、用器械束缚----这些直接身体暴力行为，是认定"强迫劳动"的最有力证据。

辩护重点：伤情的时间对应性。如果工人身上的伤是在"反抗管理"而非"拒绝劳动"时造成的----例如，工人对管理者动手在先，管理者在防卫中造成伤害----这种伤情不能直接等同于"为强迫劳动而使用暴力"。

（二）威胁

威胁的核心是"以恶害相通告"。在劳动管理的场景中，常见的威胁形式包括： - "不干完这批活就别想拿工资"----以扣押工资相威胁； - "不干就报警说你是非法打工"----以身份地位相威胁； - "不干就把你的事告诉你家人"----以隐私暴露相威胁。

辩护重点：威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如果管理者说的"扣工资"并非真实意图（事实上工资照发了），只是管理中的气话----这种"空头威胁"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胁迫"。

（三）限制人身自由

这是实务中最常见的认定依据，也是争议最大的领域。

"限制人身自由"的表现形式包括： - 锁门不让工人离开厂区/宿舍； - 扣押身份证、护照等证件； - 派人看管、盯梢； - 以"欠款""合同违约金"等为由阻挠离职。

辩护重点：区分"管理制度"与"限制自由"。

以老梁的案子为例。他统一保管工人的身份证----这一做法的合法性取决于以下几点： - 工人们是否"自愿"将身份证交给他保管（有书面授权吗？）； - 工人们是否可以在"合理时间内"取回自己的身份证（申请后多久可以拿回？）； - 是否有工人因为"没身份证"而无法离开的先例？

同理，晚上锁宿舍门的做法----是否构成"限制人身自由"取决于： - 是否有紧急逃生出口（如窗户可以打开）？ - 是否有工人向老梁提出过"晚上要出去"并被拒绝？ - 锁门的目的是"防盗"（工人也认可这一目的）还是"防工人逃跑"？

如果工人对身份证保管和锁门制度是"知情并同意"的----这些措施属于"劳动管理"，而非"限制人身自由"。

三、"自愿劳动"与"强迫劳动"的界限----管理权与刑法的碰撞

强迫劳动罪与劳动法中"强迫劳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刑事问题，后者是行政问题。但两者的边界在实务中往往模糊，最典型的争议是：

（一）"扣工资"----管理手段还是强迫行为？

工人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工作任务，老板按照制度扣发了部分工资。工人不愿接受扣薪，要求离职。老板说"要走可以，但扣的工资按规定不补发"----这是"限制人身自由"（以工资相要挟迫使工人继续劳动）？还是"正常劳动管理"？

判断标准：扣薪制度是否"事前公开、事中执行、事后救济"。如果扣薪制度在工人入职时已告知、有书面规章制度、工人有异议可以申诉----这是正常管理。如果扣薪是老板的临时决定、规则不透明、工人无法申诉----这可能是"以扣薪为手段强迫劳动"。

（二）"合同违约金"----民事约束还是变相强迫？

在某些行业中，雇主以"培训费""中介费""违约金"等名义，要求工人在提前离职时支付高额赔偿----工人因无力支付而被迫继续劳动。这是否构成"限制人身自由"？

司法实践中的倾向：合理的违约金（如实际发生的培训费用）不构成限制人身自由；过高的、与实际损失不匹配的违约金可能构成变相强迫。

辩护空间：如果违约金的设定依据了合法的劳动合同、金额与雇主的实际损失相当、且有争议解决机制----不应认定为强迫手段。

四、协助强迫劳动罪（第2款）----从犯的独立辩护路径

修正案八新增的第2款规定："明知他人实施前款行为，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强迫他人劳动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一）"明知"----从犯的出罪关键

如果当事人只是提供了招募、运送等中性服务（如劳务中介介绍了工人、运输公司把工人送到工厂），而不知道接收方存在强迫劳动行为----不构成本罪。

"明知"的认定需要审查： - 当事人与接收方的关系（长期合作还是偶发业务）； - 当事人是否到过工厂现场（是否看到工人被非法限制自由）； - 当事人从业务中获取的报酬是否明显异常（是否高于市场价，暗示其"知情"）； - 是否有工人向其求助或投诉。

辩护策略：如果当事人只是"应当知道"（过失）而非"确实知道"（故意），应当主张不构成本罪----因为本罪要求"明知"（故意），不处罚过失。

（二）角色切割----从"共同正犯"到"帮助犯"

即使当事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辩护律师仍可以通过"角色切割"降低其刑事责任： - 如果当事人只负责"招募"（招工时可能不知道会有强迫劳动），其罪责低于"管理"和"看守"； - 如果当事人是一次性的、被动参与的，其罪责低于长期性、主动性参与的； - 如果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强迫劳动行为，可以构成立功。

五、与相关罪名的精确区分

（一）与非法拘禁罪的关系

强迫劳动罪的"限制人身自由"与非法拘禁罪的"剥夺人身自由"之间存在程度差异： - 限制：在特定空间内的自由受限，但仍有一定活动范围（如"只能在厂区范围内活动，不能出大门"）----这属于强迫劳动罪； - 剥夺：完全丧失人身自由（如被锁在小房间里、被捆绑）----这可能同时触犯非法拘禁罪。

辩护策略：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只达到了"限制"的程度（工人可以在厂区范围内自由走动、可以打电话、可以会见亲属），应当仅适用强迫劳动罪----不应升格为非法拘禁罪。

（二）与强迫职工劳动罪（原刑法第244条）的历史对比

修正案八之后，原"强迫职工劳动罪"已不存在。但对于修正案八施行前（2011年5月1日前）的行为，仍适用旧法。如果当事人的行为跨越了新旧法时间----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

辩护价值：旧法要求"情节严重"才入罪，新法没有这一门槛。如果行为发生在旧法时期且未达到"情节严重"，应当适用旧法----不构成犯罪。

六、证据审查的三把利刃

（一）工人证言的稳定性审查

强迫劳动罪案件中，工人的证言是最重要的证据----但这种证据往往受多种因素影响： - 工人在案发时可能处于被解救的"亢奋状态"，其陈述可能带有夸大成分； - 部分工人可能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如索赔工资、索要赔偿），证言可能偏向"被强迫"； - 不同工人的陈述可能存在"交叉污染"----在被解救后的集体讨论中互相影响。

辩护策略：对每个工人的证言进行独立审查，制作"证言一致性对比表"----如果不同工人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存在重大矛盾，应当质疑证言的可靠性。

（二）书面管理记录的辩护价值

劳动合同、工资发放表、考勤记录、工作制度公示----这些书证可以有力地反驳"强迫劳动"的指控： - 劳动合同上有工人的签字----说明劳动关系是自愿建立的； - 工资发放表显示工人按月领取工资----说明劳动是有偿的； - 考勤记录显示工人有休息日----说明不是无休止的强迫劳动。

（三）现场勘验的客观还原

工厂的现场环境----特别是门窗的封锁情况、宿舍的消防通道、工人的私人物品保管方式----是认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关键客观证据。辩护律师应当亲自到现场（或申请现场勘验），记录以下事实： - 窗户是否可以打开，打开需要什么操作？ - 门锁是什么类型的，从内部是否可以打开？ - 是否有紧急出口和消防通道？ - 工人的手机是否被没收？

这些物理环境事实，往往比工人和管理者双方的"口头陈述"更有说服力。

八、罪与非罪的"灰色地带"----实务中最常见的五个场景

在我多年的执业经历中，强迫劳动罪的案件通常以下列五种场景呈现，每一种的辩护重点各不相同：

场景一：季节性用工中的"包吃包住"

农民工到异地打工，雇主提供了"包吃包住"----但食宿条件较差，工人想离开时，雇主要求"结算完食宿费才能走"。这构成"限制人身自由"吗？

辩护要点：食宿费是否事前约定的？如果是（如合同写明"提供食宿，提前离职需按日折算食宿费"），这是民事合同纠纷，不是刑事强迫。只有在雇主以"不合理的高额食宿费"变相要挟工人时，才可能上升到刑事层面。

场景二：学徒工制度中的"学成后离职"

传统行业中，师傅收学徒，要求"学满三年才能出师"。学徒在学艺期间，劳动成果归师傅所有，只领取少量生活补贴。"学满三年"的制度是否构成"强迫劳动"？

区分标准：学徒制度是"教学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如果学徒确实在学艺（而非纯粹劳动）、有明确的教学计划、出师后可获得独立执业能力----这是合法的学徒制度，不是强迫劳动。反之，如果"学徒"只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每天都做"搬砖"等无需技能的工作----则可能涉嫌强迫劳动。

场景三：传销组织中的"劳动强迫"

传销组织中的成员被"上课"、被"培训"、被要求"拉人头"----虽然这些行为不完全等同于"劳动"，但如果传销组织通过暴力或限制人身自由强迫成员从事特定活动，可能同时构成非法拘禁罪、组织传销罪与强迫劳动罪的竞合。

辩护策略：在这类案件中，当事人本身往往也是"受害者"----他们自己也是被洗脑后加入的。可以从"被害人过错/被害人自陷风险"的角度进行从宽辩护。

场景四：家政服务中的"住家保姆"

住家保姆的身份证被雇主"保管"（名义上是为了办理相关手续），出入自由受到一定限制（"晚上不要出门""出门要报备"）。这种情况是否构成"限制人身自由"？

界限：住家保姆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其工作和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住在雇主家"本身就是职业特征。如果雇主的限制措施是出于"家庭安全"的合理考虑（而非限制人身自由）、保姆在休息时间可以自由外出、身份证在保姆要求时可以取回----这属于正常雇佣管理，不构成强迫劳动。

场景五：服装厂"压一个月工资"的行业惯例

在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普遍存在"压一个月工资"（即本月工资下月发放）的做法。这种行业惯例是否构成"以工资为手段限制工人离开"？

结论：行业内普遍的"工资结算周期"不构成限制人身自由----这是正常的经济管理手段。但如果雇主在工人提出辞职后，以"压的工资不给了"作为要挟，阻止工人离职----这就可能跨入刑事领域。

九、国际视角：ILO第29号公约与中国刑法

强迫劳动罪的立法并非中国独有----它是对国际劳工组织（ILO）第29号公约《强迫劳动公约》的国内法回应。中国已于2022年批准了该公约。

（一）ILO公约的核心定义

第29号公约将"强迫或强制劳动"定义为："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提供的一切劳动或服务。"

这一国际法定义包含三个要素： - 以惩罚相威胁； - 非自愿； - 劳动或服务。

与中国刑法第244条相比，ILO的定义更宽泛----它不仅要求"暴力、威胁或限制人身自由"，还包括"以惩罚相威胁"----这比中国刑法多了一层"经济和法律惩罚"的维度。

（二）对辩护工作的启示

ILO公约的宽泛定义，使得中国在解释"强迫劳动"时可能受到国际法的影响。辩护律师应当注意： - 中国法律对"强迫劳动"的定义比国际法窄----应当严格按中国刑法解释； - 如果控方援引国际公约来"扩大解释"强迫劳动----应当予以反驳：中国刑法以"罪刑法定"为基本原则，不得以国际公约为由扩大刑罚范围； - 但对于确实涉及国际强迫劳动产业链的案件（如跨国人口贩卖强迫劳动），要注意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特殊程序。跨境强迫劳动案件往往涉及多国执法机构协作取证----中方接受外方移交的证据，其合法性（取证程序是否符合中国法律要求）、证据形式（是否符合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和翻译准确性（是否经过法定翻译机构的认证）都需要辩护律师进行严格审查。程序瑕疵的跨境证据同样应当被排除。

（三）批约对中国国内法的长远影响

中国批准ILO第29号公约后，理论上需要在国内法中进一步落实公约义务。这可能导致未来"强迫劳动"的认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软化"----不再严格限于"暴力、威胁、限制人身自由"三种手段，而是扩展至"以惩罚相威胁"的更宽泛范围。

辩护律师应当保持关注：如果未来司法解释在公约影响下扩大"强迫劳动"的认定范围----应当及时从"罪刑法定"原则进行阻击。刑法的修改应当通过立法程序（刑法修正案），而不是通过司法解释或公约影响来"事实上修法"。

十、量刑辩护的核心要点

（一）"情节严重"的门槛辩护

修正案八将"情节严重"从入罪条件变为升格条件----这意味着：如果行为未达到"情节严重"，应当在三年以下的量刑幅度内处罚。

"情节严重"的常见认定标准包括： - 强迫多名工人（通常指三人以上）； - 长时间强迫劳动（通常指数月以上）； - 使用严重暴力手段（致人轻伤以上）； - 强迫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 造成工人自伤、自杀等严重后果。

辩护策略：逐一审查上述各点，确保没有一个被"虚增"----例如，控方说"强迫八名工人"，但实际上其中五人是自愿的（有合同、有签字、有投诉渠道），只有三人涉嫌被强迫----不能将"八"认定为认定"情节严重"的依据。

（二）初犯、偶犯的从轻价值

强迫劳动罪案件的当事人通常是小型工厂的老板或管理者----很多人是初犯，之前从未有过违法犯罪记录。这一"初犯"身份在量刑时应当被充分重视。

（三）认罪认罚的实操难点

强迫劳动罪中，认罪认罚面临一个特殊的困境：当事人愿意认"管理不当"，但不愿意认"故意强迫"。这种"半认"状态，是否能享受认罪认罚的全部从宽幅度？

实务实操：如果当事人承认"客观上实施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如锁门、保管身份证），但不承认"主观上具有强迫劳动的故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定"部分认罪"，从宽幅度会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应当如实告知当事人这一法律后果，帮助其做出知情的选择。

终章：铁门内外的世界

老梁的案子，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我们提交了以下核心证据和论证： 1. 工人们的身份证确实由老梁统一保管，但有三份书面授权书----工人们在入职时签字同意"委托保管身份证至合同期满"； 2. 宿舍晚上锁门是事实----但消防通道和窗户均可从内部打开，锁门的目的是"防盗"（工厂曾三次被盗，有报警记录佐证）； 3. 工资发放记录显示，所有工人都按月足额领取了工资（含加班费），没有任何拖欠； 4. 八名举报工人中的五人，在举报前三天才刚刚入职----其"被强迫"的指控与事实不符； 5. 整个事件是劳务中介纠纷引发的----中介费未结清，中介怂恿工人集体举报。

检察院在审查后，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了不起诉决定。

老梁的工厂恢复了生产。但他在看守所里待的那四十多天，已经让工厂濒临倒闭----订单丢了、客户跑了、工人散了。他回到工厂的第一天，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久久没有说话。

这个案子让我思考了很多。强迫劳动罪的立法无疑是必要而正义的----黑砖窑的惨痛教训我们至今记忆犹新----但刑法的利剑，需要在"保护弱者"与"不过度干预市场"之间找到平衡。二十个人在一个偏僻的小工厂里工作，每天按部就班地打卡上下班----他们是真的"被强迫"了，还是只是在一个"不太舒适但可以接受"的环境里谋生？

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审查那些"铁门"----它们是用来关人的，还是用来防小偷的？一个偏远厂区的锁、一个保险柜里的身份证、一个"压一个月"的工资制度----这些东西本身是中性的，它们的罪与非罪取决于"劳动者是否知道并同意"和"老板的管理目的是什么"。

而在我们国家的现实语境中，强迫劳动罪的正确适用还承载着更微妙的责任：既要保护底层劳动者不受虐待，又不能将每一个"条件艰苦、收入微薄"的中小企业都等同于罪案现场。毕竟，对于很多偏远地区的求职者来说，那个"被锁门"的工厂----也许只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愿意"包吃包住"的地方。

答案在细节。答案在现场。答案在那扇铁门的钥匙在谁手里。

而我们刑辩律师的职责，就是在每一个"铁门锁着"的时刻，推开那扇门，走进去，亲自看一看----门外是恐惧，还是安全感；门内是牢笼，还是庇护所。门内门外，法律的眼睛必须同样明亮。

（全文完）

*注：本文案例来源于笔者执业实践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案例，当事人姓名及部分细节已作技术处理。关于强迫劳动罪的最新法律适用，可参阅《刑法修正案（八）》立法说明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指导案例。*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