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律师 李良

引论：在公民权利与国防义务之间----一个涉及每一个人的刑法命题

在刑法分则危害国防利益罪一章中，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刑法第三百七十六条第二款）占据着一个极为特殊的位置----它触及的是每一个适龄公民都可能面临的国防义务问题。与该类罪名群中的其他罪名不同（那些罪名通常只涉及特定群体，如军人、国防资产管理人员等），该罪的直接适用对象涵盖了广大的预备役人员和适龄公民----在战时状态下，当他们收到征召通知或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时，如果拒绝或逃避，将可能面临最高三年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

对于辩护律师而言，该罪提出的专业挑战具有多重特殊性。首先，该罪的适用以"战时"为前提----如前所述，战时状态的精确认定本身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政策敏感性和专业复杂性的问题。其次，该罪的行为方式（拒绝或逃避征召、军事训练）在认定上涉及对公民行动自由的限制和审查----如何在国家安全需要与公民基本权利之间划出合理的界线，是该罪辩护中最为根本的法理命题。再次，该罪在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辩护律师在为该类案件的当事人提供辩护时，几乎不可能找到大量的司法判例作为论证参考，而必须更多地依赖法理分析、规范解释和比较研究来构建辩护路径。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近年来国家安全环境面临复杂变化、国防动员体系建设持续完善的宏观背景下，该罪虽然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极少适用，但其制度价值和警示意义却在不断提升。辩护律师在办理此类案件时，既要充分认识到该罪所承载的国防利益保护使命，也要坚守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法治底线----在个案中为当事人争取最为公正的处理结果，同时也以专业的辩护实践参与构建一个既能够有力保障国防动员效率、又能够充分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刑事法治体系。

一、立法目的与制度逻辑----国防动员体系的刑法保障

国防动员是现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心支柱之一。它将国家的军事潜力转化为实际的军事能力，将分散的社会资源汇聚为集中的国防力量。在战时状态下，国防动员的效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兵员的及时补充、物资的快速调配、生产力的战时转换，都依赖于高效、统一和强制性的动员体系。

刑法设置该罪的根本目的，是为国防动员体系提供最后一道刑事责任屏障。通过刑事处罚的威慑力，确保预备役人员和适龄公民在战时状态下能够依法履行国防义务----接受征召、参加军事训练、完成战时军事任务。理解这一立法目的对于辩护实践的意义在于：该罪的制度功能在于保障国防动员的效率和统一性，而非惩罚一切与征召和军事训练相关的个人选择困难或实际困难。辩护律师在办案时应当准确把握这一制度边界----将那些因客观困难（如身体健康原因、家庭特殊困难等）而无法履行国防义务的行为，与那些故意拒绝或逃避国防义务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区分。

二、"战时"的认定----再次回到该罪群的共同前提

如前所述，"战时"的认定是该罪适用的前提条件。对于这一问题的审查和论证，辩护律师可以充分运用在该罪群其他罪名辩护中已经发展出的论证框架和审查方法----特别是在"战时"的定义解释、宣布程序、局部冲突与全面战争的区分、准战时状态的刑法适用等问题上的已有研究成果。

在该罪的具体语境中，"战时"的认定还具有若干特殊的审查维度。例如：征召通知的发出时间是否在战时状态下----如果征召通知是在和平时期发出的，但被征召人是在战时状态下才收到或才应当报到，则拒绝或逃避行为发生在战时状态下的认定是否存在争议？战时状态的结束时间如何认定----如果被征召人在战时状态结束后才拒绝或逃避征召，则其行为不构成本罪。辩护律师应当仔细梳理涉案征召通知的发出时间、收到时间、报到时间和战时状态的起止时间，为"非战时"的辩护主张提供精确的时间线论证。

三、行为主体----"预备役人员"与"其他公民"的区分

该罪的主体包括两类人员：预备役人员和依法应当接受征召的其他公民。两类人员在法律地位、义务内容和责任程度上存在重要差异，辩护律师在审查主体身份时应当充分把握这些差异。

预备役人员的法律地位与义务。预备役人员是指依法被编入预备役部队或预备役人员的公民。他们在平时的义务主要包括：按规定参加军事训练、接受军事专业考核、保持与预备役部队的联系等。在战时状态下，预备役人员的主要义务是：接受征召、按时报到、完成战时军事任务。预备役人员拒绝或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行为构成该罪，在法理上较为清晰----因为他们已经依法承担了预备役身份和相关义务。

其他公民的法律地位与义务。除了预备役人员，依法应当接受征召的其他公民（通常指在战时状态下依法被征召的适龄公民）同样负有接受征召的义务。但这类公民在平时的法律地位与预备役人员不同----他们并未依法承担预备役身份和平时军事训练义务，其与国防动员体系的联系主要在战时状态下通过征召通知来建立。辩护律师在审查这类主体的涉案行为时应当关注：涉案公民是否确实依法应当接受征召----征召通知的发出是否具有合法的依据和程序？征召的范围和条件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四、"拒绝"征召的行为审查与辩护

"拒绝"是指收到征召通知后，明确表示不接受征召或采取实质性行动不执行征召要求的行为。拒绝的认定在表面上较为直接，但在辩护实践中仍然存在若干具有论证价值的审查维度。

拒绝的明示与默示。拒绝征召既可以以明示的方式作出（如向征召部门书面或口头表示不接受征召），也可以以默示的方式作出（如收到征召通知后无正当理由逾期不报到、在征召部门多次催促下仍不作出接受或拒绝的明确表示等）。辩护律师在审查拒绝行为时应当关注：涉案的"拒绝"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默示拒绝的认定需要结合具体案情----如果被征召人虽然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但其是因为客观原因（如未收到征召通知、因疾病或家庭紧急事务无法及时报到、征召通知的地址或联系方式有误等）导致的，则不宜认定为拒绝。

拒绝的正当理由。并非一切不接受征召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如果被征召人具有法定的正当理由，则其不接受征召的行为不应受到刑事追究。正当理由主要包括：身体健康原因（如患有严重疾病、身体残疾等不适合服兵役的情形）；家庭特殊困难（如家中唯一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赡养老人的劳动力、配偶重病或去世等）；其他不可抗力或紧急事由（如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导致无法按期报到）。辩护律师应当全面收集和整理能够证明被征召人具有正当理由的证据材料，向法庭展示其行为的不应具有刑事可谴责性。

五、"逃避"军事训练的行为审查与辩护

"逃避"是指被征召人虽然未明确拒绝征召，但采取各种方式逃避参加军事训练的行为。逃避的表现形式比拒绝更为多样和隐蔽，在认定上也具有更多的争议空间。

逃避的具体方式。逃避军事训练的方式包括：以虚假的身体健康原因请假或申请免训；在军事训练期间擅自脱逃；通过贿赂或请托等方式获得不实的健康证明或免训批准；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或预备役身份以逃避训练义务等。辩护律师在审查逃避行为时应当关注：涉案的逃避方式是否确实达到了刑法意义上的"逃避"程度？某些在军事训练中的不规范行为（如迟到、早退、训练中不认真等）虽然违反了军事训练纪律，但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避"，值得审慎论证。

逃避与训练中的正常困难之区分。军事训练对参训人员的体能、技能和心理都具有相当的要求----某些参训人员在训练中出现身体不适、技能跟不上或心理压力过大等问题，是训练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这些人员基于真实的身体或心理困难而申请调整训练强度或暂时停止训练，不宜认定为"逃避"。辩护律师在审查逃避行为时，应当通过医疗记录、心理评估报告、训练日志和教官证词等多维度证据，帮助法庭准确区分真实的训练困难与故意的逃避行为。

六、主观要件----"故意"的认定与辩护

该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即明知自己负有接受征召或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而故意拒绝或逃避。在司法实践中，故意的认定是辩护律师的重要论证切入点。

明知的认定。辩护律师在审查"明知"要素时应当关注：行为人是否确实收到了征召通知或训练通知？通知的送达方式和程序是否合法规范----是否确保了行为人能够实际收到通知？如果行为人主张其未收到通知或收到的通知内容不明确，辩护律师应当对此进行仔细核查----通过 postal 送达记录、通知送达的见证人证言、行为人通讯记录中的相关信息等，判断行为人主张的合理性。

故意与过失的界限。如果行为人未接受征召或参加军事训练是由于过失（如忘记了报到时间、误解了征召通知的内容、因交通安排失误而未能按期到达等），则行为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故意，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辩护律师在审查主观要件时，应当通过行为人的通讯记录、行程安排、证人证言等材料，全面展示其行为时的主观状态和客观情境----如果材料显示行为人并非故意拒绝或逃避，而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过失或意外，则应当主张其不构成犯罪。

七、证据辩护----征召与训练案件中的证据特点

该罪案件中的证据体系具有若干鲜明的特殊性，辩护律师对这些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是开展有效证据辩护的重要基础。

征召通知的送达证据。征召通知是否依法送达给被征召人，是该罪案件中最基础的证据问题。辩护律师应当审查：征召通知的送达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是直接送达、邮寄送达还是公告送达？送达的时间和地点是否有明确记录？被征召人或其家属是否在送达回执上签了字？如果送达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如未实际送达即视为送达、送达地址错误且未采取补救措施等），则控方关于行为人"明知"征召义务的证据链就存在根本性缺口。

拒绝或逃避行为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拒绝或逃避征召、军事训练行为的证据，通常包括：征召部门的书面记录（如催促报到的通知、被征召人明确表示拒绝的录音或书面材料等）；军事训练组织部门的记录（如训练出勤记录、教官关于参训人员表现的证词等）；证人证言（如其他被征召人或参训人员关于涉案人员拒绝或逃避行为的证词）；电子证据（如行为人的通讯记录、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等，可能包含证明其拒绝或逃避故意的信息）。辩护律师在审查这些证据时，应当关注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特别是言词证据是否存在诱导、胁迫或串供的问题，电子证据的提取和固定是否规范等。

八、情节要素----"情节严重"的认定与辩护

该罪的入罪需要行为"情节严重"。在司法实践中，情节严重的认定通常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拒绝或逃避的次数（是单次还是多次）；拒绝或逃避的手段（是否采取了贿赂、造假等恶劣手段）；拒绝或逃避对军事训练或国防动员造成的实际影响（是否导致军事训练无法正常进行、是否影响了部队的兵员补充等）；行为人的态度（是否在事后主动改正、是否真诚悔过等）。

辩护律师在情节的辩护中，应当围绕以上因素进行细致的论证。例如：如果行为人是初犯、偶犯，且拒绝或逃避的行为未对军事训练或国防动员造成实质性影响，则可以主张情节显著轻微，争取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虽然存在拒绝或逃避行为，但在事后主动改正（如主动报到并参加补训），则可以主张其行为的危害性已经得到弥补，从宽处理。

九、程序辩护----涉国防案件中的特殊程序问题

该罪案件在程序上可能涉及若干特殊问题，辩护律师需要予以充分关注。

军事司法机关与地方司法机关的管辖权划分。该罪案件的侦查和起诉通常由地方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负责，但如果案件涉及现役军人或军事机密，则可能由军事司法机关管辖。辩护律师在办案时应当首先审查案件的管辖权是否属于正确的司法机关----如果管辖权存在争议，应当及时提出管辖异议。

保密要求在辩护中的平衡。在该罪案件中，可能涉及某些不宜公开披露的国防信息（如部队的部署、军事训练的内容等）。辩护律师在阅卷和质证时，需要在保密要求和辩护权保障之间寻找合理平衡----一方面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泄露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行使辩护权，确保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保障。在这一问题上，辩护律师可以积极与办案机关沟通，争取在保密的前提下尽可能充分地了解案件情况、查阅相关证据材料。

十、量刑辩护----从宽情节的系统运用

该罪案件中，量刑辩护的空间主要围绕以下从宽情节展开。

客观困难的充分展示。如前所述，许多拒绝或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非故意与国家为敌，而是面临着真实的客观困难（如身体健康问题、家庭特殊困难等）。辩护律师在量刑论证中，应当将这些客观困难充分展示给法庭----不是在为其犯罪行为寻找借口，而是在帮助法庭全面、准确地理解其行为动机和主观恶性程度。一个因家庭特殊困难而逃避军事训练的公民，其主观可谴责性显然低于一个纯粹出于利己动机而拒绝国防义务的人。

事后补救与悔罪表现。如果行为人在案发后主动改正错误（如主动报到并请求补训、积极配合军事部门的安排等），这一事后的补救和悔罪表现应当在量刑中得到充分体现。特别是在那些未对国防利益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案件中，行为人的主动补救可以有效地降低其行为的危害程度，为从宽处理奠定坚实的事实基础。

十一、与关联罪名的界分----危害国防利益罪名群的精细化适用

该罪与逃离部队罪、战时自伤罪等其他涉及军事义务的罪名存在一定交叉关系，辩护律师需要准确把握各罪名之间的边界。

与逃离部队罪的界分。逃离部队罪是指现役军人违反兵役法规逃离部队的行为。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主体不同----该罪的主体是预备役人员或依法应当接受征召的其他公民，而逃离部队罪的主体是现役军人。在实践中，某些预备役人员在被征召后、正式入役前逃离的，应当如何定性？这一问题涉及该罪与逃离部队罪之间的衔接关系，辩护律师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法律适用方案。

与战时自伤罪的界分。战时自伤罪是指现役军人在战时自伤身体，逃避军事义务的行为。该罪的行为人如果采取自伤的方式逃避征召或军事训练，在行为方式上与战时自伤罪具有相似之处。但两罪的主体和具体行为方式仍然存在差异----辩护律师在涉及自伤方式的逃避案件中，应当仔细审查行为人的主体身份和自伤行为的具体情境，准确界定行为的法律性质。

十二、以案论辩----三则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

案例一：健康原因争议型无罪辩护案。被告人李某系某预备役部队预备役士兵，在202X年战时状态下接到征召通知后未按时报到。军事检察机关以战时拒绝、逃避征召罪对李某提起公诉----理由是：李某在收到征召通知后，以"腰间盘突出"为由申请免召，但军事医疗鉴定认为其病情未达到免召标准。辩护律师的核心辩护策略是：组织地方三甲医院骨科专家对李某的病情进行重新鉴定----专家意见认为李某的腰间盘突出病情虽然未达到严重残疾或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但在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中可能加重病情并导致永久性损伤----基于这一专家意见，李某申请免召具有客观和合理的医学依据，而非故意拒绝征召。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李某不构成犯罪。

案例二：征召通知送达争议案。被告人王某在战时状态下未接受征召----检察机关指控其故意拒绝征召。但辩护律师在审查案件证据时发现：检察机关据以证明王某"明知"征召义务的关键证据----征召通知的送达回执----存在严重的程序瑕疵。送达回执上的签字经笔迹鉴定并非王某本人所签，送达机关也无法提供送达时的见证人证言或录音录像材料。辩护律师据此主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王某确实收到了征召通知，其"明知"要素不成立，不构成该罪。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判决王某无罪。

案例三：家庭特殊困难型罪轻辩护案。被告人张某系某预备役部队预备役士兵，在战时状态下接到征召通知后，以"家中老母重病、子女年幼无人照料"为由申请延期征召。征召部门未批准其申请，张某随后未按时报到。案发后，辩护律师在量刑论证中围绕张某的家庭特殊困难展开了系统论证：张某的父亲已去世、母亲患重度糖尿病和高血压需人照料、妻子在外地打工、两名未成年子女（分别为八岁和五岁）确实无人照料；张某在收到征召通知后并非故意对抗，而是多次向征召部门说明困难并申请延期----其行为的可谴责性较低。法院综合考量上述因素，给予了从宽的量刑处理。

十三、国防动员体系改革背景下的辩护新思维

近年来，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改革和完善----预备役部队的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国防动员法律法规的持续健全、动员信息化和精准化水平的不断提升。这些改革措施在提高国防动员效率的同时，也为该罪的辩护带来了新的论证维度。

动员精准化对"明知"认定的影响。随着国防动员信息化建设的推进，征召通知的送达方式正在从传统的人工送达向信息化、精准化送达转变----通过手机短信、专用APP、电子送达平台等方式，确保征召通知能够及时、准确地送达被征召人。这一制度改革对于该罪中"明知"的认定具有重要影响----在信息化送达的背景下，被征召人以"未收到通知"为由进行抗辩的可信度将显著降低。但辩护律师仍然可以审查：信息化送达的系统记录是否完整？送达是否确实成功（如短信是否被成功接收、APP消息是否被查阅等）？如果被征召人能够证明其在送达时段正处于信号盲区、手机故障或其他导致无法接收通知的客观状态，则其"未收到通知"的主张仍然具有合理性。

权益保障制度的完善与量刑论证。近年来，国家在不断健全国防动员中的权益保障制度----包括预备役人员在服役期间的工资待遇保障、家庭成员的照料支持、服役期满后的复职复学安排等。这些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预备役人员拒绝或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客观动因。辩护律师在量刑论证中可以引述这些制度的完善情况----主张在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健全的背景下，那些仍然拒绝或逃避国防义务的行为，其主观恶性和危害程度相对更为严重----这一论证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从严情节，但辩护律师可以反向运用：如果行为人在权益保障制度已经较为完善的情况下，依然基于真实的、严重的客观困难而拒绝或逃避，则其行为的可谴责性应当得到限度的理解。

十四、比较法视野中的国防义务与刑事处罚

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其刑法中，同样对拒绝或逃避国防义务的行为规定了刑事处罚。通过比较研究这些国际经验，可以为中国语境下的该罪辩护提供有益的论证参考。

以美国为例，美国刑法中对逃避兵役（draft evasion）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刑事责任。但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基于宗教信仰、道德良知或深刻的政治信念而拒绝服兵役的行为（即"良心反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可以依法获得免役或替代役的地位。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美国在法律价值多元性上的某种包容----虽然国防义务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但对于那些基于深刻信仰而无法履行这一义务的人，法律提供了有限的豁免通道。辩护律师在论证涉案行为的正当性时，虽然不能直接引述美国的"良心反对者"制度（因为中国的法律和国情与此不同），但可以适当借鉴这一制度背后的价值平衡逻辑----即在国防义务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可能存在某些需要法律予以有限包容的特殊情境。

以韩国为例，韩国作为至今仍然实施征兵制的国家，其刑法对逃避兵役的行为规定了严格的刑事处罚。但近年来，韩国在替代役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了重要进展----那些基于宗教信仰或良知理由而无法接受兵役的人，可以通过申请替代役的方式来履行国防义务。这一制度改革体现了韩国在国防需要与价值多元之间的持续平衡努力。辩护律师在办理涉及拒绝或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案件时，可以适当引述这些国际经验----主张在坚持国防义务优先性的前提下，对那些确实存在特殊困难或深刻信念冲突的公民，给予有限度的理解和包容，避免刑法的一刀切适用。

十五、结语与展望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辩护，是一项涉及国防法、军事法、刑法和公民权利保障等多个法律部门的复合型专业工作。辩护律师在这类案件中的核心使命，不仅是通过专业的法律技艺为当事人争取公正的个案处理结果，更是通过每一次高质量的辩护实践，参与推动国防动员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公民权利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

在国防安全这一最高国家利益与公民基本权利这一根本法治价值之间，寻找那一条既充分保障国防动员效率、又充分尊重公民基本权利的精确法治边界----这既是该罪辩护的核心挑战，也是中国国防法治现代化建设宏大进程中一个持续展开的时代命题。

每一个个案的公正处理，都是对国防法治信仰的一次有力捍卫；每一次专业而有力的辩护，都是对公民权利保障底线的一次坚实守护。

在每一个极其罕见的罪名中守护法治的边界，在每一个涉及国家安全与个人权利的张力关系中实践辩护的精神----这，就是刑事辩护律师在最为特殊和专业化的法律领域中所能贡献的最为独特的价值。

在每一个个案中守护法治的边界，在每一个具体的罪名中实践专业的精神----这，就是刑事辩护的不变初心。

十六、征召通知的送达制度与辩护实务

征召通知的依法送达，是该罪案件中最为基础也最具争议的证据问题之一。中国现行的征召通知送达制度，在法律规范和实践操作两个层面上，都存在若干值得辩护律师深入关注的问题。

送达方式的规范审查。根据国防动员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征召通知的送达应当采取能够确保被征召人实际收到的方式。在实践中，送达方式包括：直接送达（由征召工作人员上门送达，由被征召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邮寄送达（通过邮政特快专递等方式送达，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电子送达（通过手机短信、电子邮箱、专用APP等方式送达，以系统记录的送达成功时间为送达日期）；公告送达（在前述送达方式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通过公告方式送达，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辩护律师在审查送达方式时，应当关注：控方据以证明被征召人’明知’的送达方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特别是公告送达的适用，是否确实是在其他送达方式均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采用的？如果征召部门在未充分尝试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情况下，直接采用公告送达，则送达程序的合法性值得质疑。

送达地址的准确性质证。征召通知的送达地址通常为被征召人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但在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许多公民长期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城市工作生活，征召通知按户籍地址送达可能导致无法实际收到。辩护律师在审查送达地址时，应当关注：征召部门在送达前，是否尽到了合理的信息核查义务----是否通过公安户籍系统、社保缴纳记录、手机定位信息等途径，核查了被征召人的实际居住地址？如果征召部门未尽到这一核查义务，而仍然按户籍地址送达导致被征召人未实际收到通知，则’明知’要素的证明存在缺口。

十七、国际视野下的征兵回避与替代役制度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征兵制度中，回避制度和替代役制度是两个与’拒绝或逃避征召’这一命题直接相关的重要制度设计。通过比较研究这些制度，可以为中国语境下的该罪辩护提供有益的论证参考。

以德国为例，德国基本法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从事违反其良知和信仰的战争服务。基于这一规定，德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替代役制度----那些基于宗教信仰、良知或深刻的政治信念而无法接受兵役的公民，可以申请替代役（Zivildienst），在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从事社会服务、环境保护、灾害救助等工作，以替代兵役义务的履行。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德国在国防需要与价值多元之间的精细平衡。辩护律师在论证涉案行为的正当性时，虽然不能直接引述德国的替代役制度（因为中国的法律和国情与此不同），但可以适当借鉴这一制度背后的价值平衡逻辑。

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作为实施普遍征兵制的国家，同样建立了替代役制度----那些基于宗教信仰、身体健康原因或其他正当理由而无法接受兵役的人，可以通过申请替代役来履行国防义务。以色列的经验表明：通过完善替代役制度和正当理由豁免制度，可以从制度层面上减少公民拒绝或逃避征召的行为发生----这一制度完善的方向，同样值得中国在国防动员制度改革中予以借鉴。

十八、数字化国防动员中的辩护新视域

随着信息技术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国防动员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数字化变革。在这一变革背景下，该罪的司法适用和辩护实践也面临若干新的课题和问题。

大数据在征召管理中的运用与权利保障。在数字化国防动员体系中，大数据的广泛运用可以显著提高征召管理的精准性和效率----通过整合公安、人社、教育、卫健等多个部门的数据，国防动员部门可以实时掌握适龄公民的分布、就业、健康和生活状况，从而实现精准征召和高效动员。但大数据运用也带来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权利保障的新问题----国防动员部门在收集和使用公民个人信息时，是否遵循了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是否采取了充分的数据安全措施以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辩护律师在办案时，可以适度关注这些权利保障问题----虽然这些问题的直接法律意义可能有限，但它们可以帮助法庭建立对国防动员制度运行的全面和平衡认知。

人工智能在动员决策中的运用与程序公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国防动员领域的深入应用，某些动员决策（如征召优先顺序的确定、替代役申请的审核等）可能越来越多地由算法模型作出。当这些算法决定成为追究公民拒绝或逃避征召责任的重要依据时，辩护律师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程序公正问题----辩护律师是否有权知晓和审查这些算法模型的逻辑和结构？如果算法模型本身是一个’黑箱’，则以此为基础的追责决定在程序上是否公正？这些问题虽然在当前的中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裁判规则，但辩护律师可以在个案中积极提出，推动该罪案件中的算法透明化和程序公正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