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一、引言：军属的两难困境

在刑事辩护生涯中，我见过太多因为亲情而触犯法律的案件。但当这起案件摆在我的案头时，我依然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被告人李某，一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因为窝藏自己逃离部队的儿子，被军事检察院以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追诉。

这起案件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当军人与军属的身份在同一家庭中交织，当国家军事利益与亲情伦理发生碰撞，法律应当如何取舍？军属在战时窝藏逃离部队的军人，究竟是在行使亲权，还是在挑战军事纪律？"明知"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把握？近亲属是否可以享有某种特权或免责事由？

刑法第379条规定："战时明知是逃离部队的军人而为其提供隐蔽处所、财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短短几十个字，却牵扯出层层叠叠的法律难题。通过办理李某案件，以及后续数起类似案件，我逐渐认识到，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的辩护，远非简单的法条适用问题，而是涉及军事法、刑法、亲属法、伦理等多个维度的综合性疑难问题。

在本文中，我将结合自身的辩护实践经验，从"明知"的证明标准、近亲属特权的考量、"提供隐蔽处所、财物"的行为认定、"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四个核心维度，系统梳理此类案件的辩护路径与实务要点，以期为同仁提供参考，也为军事法治的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二、"明知"的证明标准：主观要件的关键

（一）"明知"的规范含义

在李某案件中，检察机关指控李某"明知"儿子张某是逃离部队的军人，仍然为其提供隐蔽处所和财物。但经过详细阅卷和会见李某，我发现"明知"的证明存在重大疑问。

刑法中的"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特定事实的存在。在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中，"明知"是指行为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窝藏的人是逃离部队的军人。

我仔细研究了李某案件的证据材料，发现以下关键情节：

第一，张某逃离部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家，而是先在外地逗留了十余天。在此期间，张某通过电话告知李某自己"请假回家"，并未说明自己已经逃离部队。

第二，张某回家后，李某确实注意到张某的言行有些反常，例如不愿外出、不愿接听陌生电话、夜间睡眠不安等。但李某并未向张某详细询问，也未向部队报告。

第三，部队在张某逃离后的第三天就派人到李某家查找，但李某隐瞒了张某已经回家的消息，称自己"不清楚张某的去向"。

这些情节表明，李某可能并不知道张某已经逃离部队，至少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

（二）"明知"的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中，"明知"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应当由检察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辩护律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审查检察机关的证据是否足以证明"明知"的成立。

在李某案件中，我从以下几个角度挑战"明知"的证明：

1. 审查张某是否明确告知李某自己逃离部队。 通过查阅张某与李某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以及会见张某和李某，我查明张某并未明确告知李某自己逃离部队。张某在电话中告诉李某的是"请假回家"，这一表述不足以让李某知道张某已经逃离部队。

2. 审查李某是否从其他途径得知张某逃离部队。 检察机关主张，李某作为张某的母亲，应当能够从张某的反常言行中推断出张某已经逃离部队。但我认为，这一主张过于主观，缺乏客观依据。军人的反常言行可能出于多种原因，例如工作压力、身体不适、家庭矛盾等，不能仅凭反常言行就推断其已经逃离部队。

3. 审查部队查找时李某的隐瞒行为。 检察机关认为，李某在部队查找时故意隐瞒张某回家的消息，表明李某明知张某逃离部队。但我认为，李某的隐瞒行为可能出于多种动机，例如担心张某受到处罚、出于母爱本能等，不能直接推断出李某明知张某逃离部队。

（三）"明知"的推定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现有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明知"，但可以根据客观事实推断出"明知"，那么可以适用推定规则。但推定的适用必须谨慎，必须符合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且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

在李某案件中，我特别强调了推定规则的谨慎适用：

第一，推定必须基于客观、明确的事实基础。如果事实基础本身存在疑问，就不能进行推定。

第二，推定必须符合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不能将可能性当成必然性，不能将推测当成推断。

第三，推定必须允许被告人提出反证。如果被告人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那么就应当推翻推定。

经过激烈辩论，军事法院最终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明知"张某逃离部队，但李某在部队查找时故意隐瞒的行为，表明其"应当知道"张某逃离部队。最终，军事法院认定李某构成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但情节轻微，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

虽然判决结果并非完全无罪，但法院对"明知"要件的严格把握，体现了刑事审判的慎重态度。

（四）"明知"辩护的实务要点

通过办理多起案件，我总结了"明知"要件的辩护实务要点：

1. 详细查阅沟通记录。 张某与李某之间的通话记录、短信记录、微信聊天记录等，是判断李某是否"明知"的重要证据。辩护律师应当详细查阅这些记录，查找能够反驳"明知"的内容。

2. 会见被告人并制作详细笔录。 被告人的供述是证明其主观状态的直接证据。辩护律师应当会见被告人，详细了解其知道或不知道的特定事实，并制作详细的会见笔录。

3. 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如果有证人能够证明被告人确实不知道被窝藏者是逃离部队的军人，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4. 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进行论证。 在法庭辩论中，辩护律师可以运用逻辑和经验法则，论证"明知"的证明存在合理怀疑，不能排除被告人确实不知道的可能性。

三、近亲属特权的考量：伦理与法律的冲突

（一）亲属法上的亲权与扶养义务

在李某案件中，我提出了"近亲属特权"的辩护观点。虽然我国刑法未明确规定近亲属特权，但从亲属法和伦理道德的角度，近亲属之间具有特殊的身份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

根据亲属法的规定，近亲属之间有相互扶养、救助的义务。当子女陷入困境时，父母有义务提供帮助。张某逃离部队后回到家中，李某作为母亲，为其提供食宿，是履行亲权和扶养义务的表现，不应轻易认定为犯罪。

当然，这一辩护观点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张某逃离部队是违法行为，李某为其提供帮助，实际上是帮助张某逃避军事制裁，这与扶养义务的正当行使之间存在界限。

（二）军事法上的亲权限制

军事法与普通法不同，军人的身份具有特殊性。军人逃离部队，不仅违反了军事纪律，也可能危害国家军事利益。因此，军属在履行亲权时，也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李某案件中，军事检察院认为，李某作为军属，更应当认识到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的违法性，更应当主动配合部队查找张某，而不是故意隐瞒。

我对此提出了反驳：

第一，亲权是基本人权，不能因为子女是军人就完全剥夺父母的亲权。即便军人逃离部队，其仍然享有基本的人权，其父母仍然有权利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帮助。

第二，李某为张某提供食宿，并不等于帮助张某逃避军事制裁。如果李某在提供食宿的同时，也积极劝导张某返回部队，那么就不应认定为犯罪。

第三，即便认可亲权受到一定限制， also应从宽处理。李某的行为虽然违法，但情有可原，应当在量刑时予以考量。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近亲属特权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近亲属特权。例如，德国刑法规定，近亲属为了保护亲属而实施的行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法国刑法也规定了类似的亲权豁免。

我国刑法虽然未明确规定近亲属特权，但在司法解释和刑事政策中，体现了对某些近亲属行为的从宽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近亲属之间的某些轻微犯罪行为，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在李某案件中，我援引了这些比较法和刑事政策的资源，论证对李某应当从宽处理。虽然军事法院未明确采纳"近亲属特权"的观点，但在量刑时确实考虑了这一因素，对李某从轻处罚。

（四）伦理与法律的平衡之道

通过李某案件，我深刻认识到，军属窝藏逃离部队军人案件，本质上是伦理与法律的冲突。法律要求军属配合军事机关追究逃离部队军人的行为，伦理则要求军属履行亲权、帮助子女。

要解决这一冲突，需要找到伦理与法律的平衡之道：

1. 严格限定犯罪成立的范围。 不是所有军属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只有当军属"明知"且"情节严重"时，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2. 充分考虑伦理道德的因素。 在量刑时，应当充分考虑军属行为的伦理道德因素，对出于亲情而实施的行为，从宽处理。

3. 建立亲权行使的正当边界。 军属在行使亲权时，应当以不严重损害国家军事利益为边界。如果军属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军事利益，例如帮助逃离部队的军人长期隐匿、帮助其伪造身份等，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四、"提供隐蔽处所、财物"的行为认定

（一）"提供隐蔽处所"的认定

刑法第379条规定的行为方式是"提供隐蔽处所、财物"。其中，"提供隐蔽处所"是指为逃离部队的军人提供隐藏的地方，使其不被军事机关发现。

在李某案件中，李某为张某提供了家里的空房间居住，并叮嘱张某不要外出，以免被人发现。检察机关认为，这一行为属于"提供隐蔽处所"。

我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

第一，李某为张某提供的是家里的空房间，这是李某自己的住宅，并非专门的"隐蔽处所"。军人在自己家中居住，与在外部隐蔽场所居住，性质上有所不同。

第二，李某虽然叮嘱张某不要外出，但并未采取积极的隐蔽措施，例如伪造身份、更改外貌、转移居住地等。李某的行为更多是出于对张某安全的担心，而非积极的隐蔽行为。

第三，"提供隐蔽处所"应当是指提供具有隐蔽功能的场所。如果提供的场所本身不具有隐蔽功能，或者提供的目的并非为了隐蔽，就不应认定为"提供隐蔽处所"。

（二）"提供财物"的认定

"提供财物"是指为逃离部队的军人提供金钱、物品等财物支持，帮助其维持生活或逃避追捕。

在李某案件中，李某为张某提供了食物、衣物和少量现金。检察机关认为，这一行为属于"提供财物"。

我的辩护思路是：

第一，李某提供的财物价值较小，主要是基本的生活用品，不具有"支持逃避追捕"的功能。

第二，李某提供财物，是履行母亲的扶养义务，而非故意帮助张某逃避军事制裁。

第三，"提供财物"应当达到一定的数额或情节，才能认定为犯罪。如果提供的财物价值微小，情节显著轻微，就不应认定为犯罪。

（三）行为与逃离的因果关系

成立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还要求行为人的提供隐蔽处所、财物的行为，与军人逃离部队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军人逃离部队与行为人的行为无关，或者行为人提供隐蔽处所、财物时，军人已经逃离部队较长时间，那么因果关系就较为薄弱。

在李某案件中，张某逃离部队十余天后才回家，李某此后为其提供食宿。这表明，张某逃离部队的行为与李某的行为无关，李某的行为并未"导致"张某逃离部队。李某的行为只是在张某已经逃离部队后，为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虽然这一情节不影响犯罪成立，但在量刑时应当作为从宽情节予以考量。

五、"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罪与非罪的界限

（一）"情节严重"的规范解释

刑法第379条规定，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这意味着，"情节严重"是本罪成立的必备要件。

但问题在于，"情节严重"的具体认定标准是什么？目前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在辩护实务中，我通常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1. 窝藏的时间长短。 如果窝藏时间短，例如仅数天，且行为人主动配合部队查找，那么情节较轻。如果窝藏时间长，例如数月乃至数年，且行为人积极帮助隐匿，那么情节较重。

2. 提供隐蔽处所、财物的数额和次数。 如果提供的财物数额较小、次数较少，情节较轻。如果提供的财物数额较大、次数较多，或者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支持（例如提供伪造证件、提供交通工具帮助逃往境外等），情节较重。

3. 对被窝藏军人的精神影响。 如果行为人的窝藏行为，导致被窝藏的军人长期逃离部队，严重损害国家军事利益，情节较重。

4.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如果行为人出于恶意，故意帮助逃离部队的军人逃避制裁，主观恶性较大，情节较重。如果行为人出于亲情，且事后主动配合部队，主观恶性较小，情节较轻。

（二）李某案件的情节认定

在李某案件中，我主张李某的行为不属于"情节严重"：

第一，李某为张某提供食宿的时间较短，仅二十余天。在部队第二次查找时，李某已经动员张某返回部队。

第二，李某提供的财物价值较小，主要是基本的生活用品，不具有重大价值。

第三，李某的行为并未导致张某长期逃离部队。张某在李某的动员下，已经准备返回部队，只是在返回前被部队发现。

第四，李某的主观恶性较小。李某出于母爱而为张某提供帮助，且事后主动配合部队，主观上并无恶意。

经过辩护，军事法院采纳了情节轻微的意见，对李某从轻处罚。

（三）"情节严重"辩护的实务策略

通过办理多起案件，我总结了"情节严重"要件的辩护策略：

1. 全面收集从宽情节的证据。 辩护律师应当全面收集能够证明行为人情节轻微的证据，例如窝藏时间短、提供财物价值小、主动配合部队、动员军人返回部队等。

2. 运用量刑指导意见进行论证。 虽然本罪缺乏明确的量刑指导意见，但可以参考类似罪名的量刑标准，论证行为人的情节较轻，应当在较低档次内量刑。

3. 重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自愿认罪认罚，辩护律师应当及时与检察机关沟通，争取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获得较轻的量刑建议。

六、程序性辩护：军事审判中的特殊问题

（一）军事法院的管辖权

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由军事法院管辖。但在李某案件中，李某是平民，并非军人。平民犯本罪的，也由军事法院管辖吗？

根据军事法的规定，平民犯本法罪的，由军事法院管辖。理由是：本法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军事利益，由军事法院审理更为适宜。

但这一规定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平民并非军人，由军事法院审理平民犯罪案件，可能不符合审判中立的原则。

在李某案件中，我未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因为李某的案件确实与军事利益密切相关。但如果管辖权存在明显违法，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出管辖权异议。

（二）军事证据的审查

军事案件中的证据，往往涉及军事秘密。在李某案件中，部队方面提交了一些军事内部文件，证明张某逃离部队的事实、部队查找张某的过程等。

这些军事内部文件，是否能够作为刑事证据使用？我认为，关键在于这些文件是否与军事秘密有关。如果文件涉及军事秘密，就应当按照军事保密的规定处理，可能需要在不公开开庭时出示，或者对文件内容进行脱密处理。

辩护律师在审查军事证据时，应当特别注意保密要求，不能随意泄露军事秘密。同时，也有权要求法院对证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确保证据收集程序符合法律规定。

（三）军事检察院的不起诉裁量权

根据军事法的规定，军事检察院可以行使不起诉裁量权。在李某案件中，我及时向军事检察院提交了法律意见书，详细论证李某的行为情节轻微，可以不起诉。

虽然军事检察院最终未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对李某从轻处理了。这提示我们，在军事案件中，及时与军事检察院沟通，提出不起诉的法律意见，是重要的辩护策略。

七、典型案例深度剖析：亲情与法律的艰难抉择

让我回到李某案件，对辩护过程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并引入另一起类似案件进行对比分析。

（一）李某案件的事实与争议

案件事实： 李某，女，63岁，农民，系现役军人张某的母亲。202X年X月，张某逃离部队后回到家中。李某在未向部队报告的情况下，为张某提供食宿长达二十余天。期间，部队两次派人到李某家查找张某，李某均隐瞒了张某回家的消息。二十余天后，张某在李某的动员下准备返回部队，但在前往部队途中被部队发现。

争议焦点： 1. 李某是否"明知"张某逃离部队？ 2. 李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提供隐蔽处所、财物"？ 3. 李某的行为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4. 李某的近亲属身份是否影响定罪量刑？

辩护策略： 1. 挑战"明知"的证明，主张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明知张某逃离部队； 2. 论证李某提供食宿是履行亲权，而非故意提供隐蔽处所； 3. 主张李某的行为情节轻微，不属于"情节严重"； 4. 强调李某的近亲属身份，请求从宽处理。

判决结果： 军事法院认定李某构成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但情节轻微，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

（二）另一起案件：王某窝藏儿子案

为了更好地说明辩护要点，我引入另一起类似案件：王某窝藏儿子案。

案件事实： 王某，男，58岁，系现役军人小王的父亲。小王逃离部队后回到家中，王某明知小王逃离部队，仍然为其提供食宿，并帮助小王伪造身份，准备逃往境外。后因他人举报，王某和小王被抓获。

争议焦点： 1. 王某是否"明知"小王逃离部队？（明确知道） 2. 王某帮助伪造身份、准备逃往境外，是否属于"情节严重"？（是） 3. 王某的近亲属身份是否影响定罪量刑？（可能影响量刑）

辩护策略： 1. 认可"明知"成立，但主张王某的行为情有可原； 2. 对"情节严重"提出异议，但空间有限； 3. 强调王某的近亲属身份，请求从宽处理。

判决结果： 军事法院认定王某构成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且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三）两起案件的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李某案件和王某案件，我发现以下规律：

1. "明知"的证明对定罪具有重要影响。 在李某案件中，"明知"存在疑问，辩护空间较大。在王某案件中，"明知"明确，辩护空间较小。

2. 行为的严重程度直接影响量刑。 李某仅为张某提供食宿，情节较轻。王某不仅提供食宿，还帮助伪造身份、准备逃往境外，情节严重。

3. 近亲属身份主要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在两起案件中，法院都考虑了近亲属身份，但在定罪上未予豁免。

4. 认罪悔罪态度对量刑有重要影响。 李某动员张某返回部队，认罪悔罪态度好。王某帮助小王逃往境外，认罪悔罪态度差。这一情节在量刑中得到了体现。

八、立法完善的建议：从辩护视角的观察

通过办理多起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案件，我发现现行立法存在一些值得完善之处。在此，我从辩护律师的视角，提出几点立法完善的建议。

（一）明确"明知"的认定标准

现行刑法未对"明知"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建议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明知"的认定标准，包括直接明知和推定明知的适用条件、反证的允许等。

（二）考虑增设近亲属特权条款

虽然近亲属特权与军事纪律之间存在冲突，但完全不考虑近亲属特权，也不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建议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在我国刑法中增设规定，近亲属为了履行亲权而实施的行为，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三）细化"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容易导致适用不当。建议通过司法解释，细化"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指引。

（四）完善军事审判程序

平民犯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的，由军事法院管辖，这一规定值得反思。建议考虑将此类案件的管辖权移交给地方法院，或者建立军事法院与地方法院的协调机制，确保审判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九、结语：在军徽与亲情之间寻找法治的平衡

写完这篇文章时，我的脑海中依然浮现着李某在法庭上的身影。那位年过六旬的母亲，在最后陈述时含泪说道："我知道儿子逃离部队不对，但他是我的儿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流落在外。我为他提供食宿，只是想让他吃顿饱饭、睡个好觉，然后劝他回部队。我不知道这犯了法。"

这段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在军徽与亲情之间，在国家军事利益与伦理道德之间，我们需要寻找法治的平衡。

军人为国家奉献青春和热血，应当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军属为了支持军人服役，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应当得到理解和关怀。当军人犯错时，军属的亲情固然可贵，但也不应成为挑战军事纪律的理由。

作为刑辩律师，我们的使命，不是为犯罪开脱，而是在复杂的伦理与法律冲突中，找到最恰当的解决方案，在惩罚与宽容之间，在军纪与亲情之间，守护那份既坚定又温润的法治精神。

每一名军人都应当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每一名军属都应当在亲权与军纪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这，就是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辩护的深层意义。

在李某案件结束后，李某在悔过书中写道："我错了，我不应该隐瞒儿子回家的消息，不应该妨碍部队查找。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依然会为儿子提供一顿饱饭、一张床铺。因为我是母亲，这是我的本能。我希望法律能够理解一个母亲的心情。"

这段话，或许是对本文最好的注脚。在军徽与亲情之间，在惩罚与宽容之间，我们需要的，是理解，是智慧，是法治，也是对人性最深沉的悲悯。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