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律师

一、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概述----罪名沿革与司法实践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的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这一罪名属于渎职犯罪的范畴，专门规制的是司法执行环节中的失职行为。

该罪名的设立具有深厚的制度背景。在中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历程中，"执行难"长期是困扰法院工作的重大顽疾。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查、协助执行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这"四难"构成了法院执行工作的结构性困境。然而，在执行难的背后，还存在一个同样值得关注但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执行人员的失职渎职。如果说"执行难"反映的是外部环境的制约因素，那么执行失职则揭示了执行体系内部的管理缺陷和制度短板。该罪名的设立，正是立法者对这一问题作出的制度回应。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该罪名承载着双重价值目标：一方面，通过对严重不负责任的执行人员追究个人刑事责任，实现对执行权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对执行失职行为的刑事惩罚，回应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对执行公正的迫切期待。在司法实践中，该罪的适用频率虽然不高----这与执行失职行为本身的隐蔽性和追责链条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但每一起该罪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都折射出执行领域存在的深层问题，也承载着社会对执行公正的深切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该罪名与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紧密的关联和明确的区分。两个罪名规制的都是司法工作人员在执行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但二者的行为性质存在本质区别：失职罪的核心是"严重不负责任"，即行为人应当履行且能够履行执行职责却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属于不作为或消极作为；滥用职权罪的核心是"滥用职权"，即行为人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执行职权，其行为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或"以错误的方式做了该做的事"----属于积极的违法作为。这一区分在辩护实务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控方指控的罪名与行为人的实际行为性质不符，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出罪名变更的辩护意见。

从立法沿革看，该罪名经历了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纪律责任到独立刑事罪名的制度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立法者对执行失职行为的法律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认识不断深化，最终将其从一般的行政纪律问题上升为独立的刑事犯罪。这一立法变迁本身，体现了国家对执行权的法律约束不断加强、对执行公正的要求不断提高的基本趋势。辩护律师在办理该罪案件时，若能在法律适用的层面追溯和引述这一立法沿革，将有助于法庭建立对该罪名制度定位的全面和准确认识。

二、犯罪构成要件的深度解析----主体、行为与结果的精准把握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包含了四个相互关联、缺一不可的层面：犯罪主体----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客观方面----必须具备"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现且造成了"重大损失"的结果；犯罪客体----侵害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执行活动以及当事人或其他人的合法权益；犯罪主观方面----行为人主观上系"过失"。以下逐一进行深入解析。

关于犯罪主体。该罪的主体是"司法工作人员"，在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中，这一概念主要包括：执行法官----即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庭）中依法负责执行生效判决、裁定的审判人员；执行员----即具体从事执行实施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参与执行的书记员----在执行程序中担任记录、文书制作等辅助工作的法院工作人员；以及在特定情况下受法院委托或指定从事执行辅助工作的其他人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在法院工作的人员都能成为该罪的主体----只有那些在执行活动中依法承担特定执行职责的人员，才具有该罪的主体资格。例如，法院的人事管理人员、后勤保障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通常不属于该罪的主体范围。辩护律师在审查主体资格时，应当仔细核实指控对象在执行案件中是否确实负有相关的法定执行职责、是否确实被分配了相应的执行工作任务。

关于犯罪客观方面。该罪的客观方面由两个核心要素构成：一是行为要素----"严重不负责任"，即行为人在执行判决、裁定的活动中存在疏于履行职责、怠于行使职权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二是结果要素----"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即行为人的失职行为必须造成了实际的重大损失后果。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仅有失职行为而无重大损失后果，或者虽有重大损失后果但与失职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均不构成该罪。

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具体行为形态，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在法定期限内采取执行措施而未及时采取，导致可供执行的财产被转移、隐匿、变卖或毁损的；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履行监管职责，造成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严重毁损或灭失的；在拍卖、变卖被执行财产的过程中，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不履行审慎审查义务，导致被执行财产被低价处置的；对执行异议不依法及时审查，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以及其他应当履行法定执行职责而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的行为。

关于犯罪主观方面。该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在执行判决、裁定的活动中，应当预见到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或其他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可能导致当事人或其他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重大损失的结果。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该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如果行为人主观上系故意（如明知自己的行为将导致当事人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而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则可能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或其他更为严重的罪名。

三、"严重不负责任"的辩护审查----注意义务的范围与违反程度的精确评估

"严重不负责任"是该罪客观方面的核心行为要素，也是辩护律师在事实认定层面最为重要的攻防阵地。在审查"严重不负责任"这一构成要件时，辩护律师需要从以下多个维度进行深入分析。

注意义务的来源与范围。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负有的"注意义务"，主要来源于三个层面：其一是法律层面的义务----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法等法律规范对执行人员履职行为的程序和标准所作的规定；其二是规范性文件层面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指导意见、执行工作规范等对执行人员履职行为的具体要求；其三是职业惯例层面的义务----在长期的执行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被执行人员同行普遍认可和遵循的职业操作规范。辩护律师在审查执行人员的注意义务时，应当注意：并非所有的执行规范要求都当然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注意义务"----只有那些对防止执行错误和保护当事人利益具有直接和实质性意义的规范要求，才属于该罪语境下的"注意义务"。

"严重"程度的多维评判。"严重不负责任"中的"严重"二字，是该罪与一般执行瑕疵之间最为关键的分界线。不是所有的执行瑕疵、失误或不当行为都构成该罪----只有那些在程度和性质上达到"严重"标准的不负责任行为，才应当受到刑法的评价。辩护律师在对"严重"程度进行评判时，可以从以下维度展开：其一，看违规的程度----行为人违反执行规范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如何，是一般的程序违规还是根本性地背离了基本的执行职业要求；其二，看后果的关联----行为人的失职行为与实际发生的重大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和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三，看可替代措施----在行为人没有或无法履行某项执行职责的情况下，是否还存在其他合理有效的替代方式来避免或减少损失的扩大；其四，看当时的具体情境----行为人当时面临的实际工作条件、资源约束和客观困难如何，是否存在导致其履职能力受到实质性限制的客观因素。

不作为与消极作为的区分。在司法实践中，执行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行为通常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不作为（完全没有实施应当实施的执行行为）和消极作为（虽然实施了一定的执行行为，但该行为在方式、程度或效果上远未达到规范要求的标准）。在辩护实务中，对这两种形态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行为人在客观上完全没有实施任何执行行为，则辩护的重点通常在于是否存在阻却履职的客观事由（如信息不对称导致无法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案外人的蓄意阻挠等）；如果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执行行为但效果不佳，则辩护的重点通常在于该行为是否已经基本达到了执行规范所要求的注意义务标准、以及行为结果的不理想是否主要因为客观原因而非主观失职。

四、"重大损失"的结果认定----定量与定性的双重辩护路径

"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该罪的结果构成要件，也是该罪区别于一般执行渎职或违纪行为的核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重大损失"的认定往往充满争议，辩护律师在这一领域拥有丰富的论证空间。

"重大损失"的定量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该罪中的"重大损失"通常具有明确的量化标准。在财产类案件中，"重大损失"通常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一定数额以上；在人身权益类案件中，通常指造成当事人或他人重伤、死亡或严重精神损害等严重后果。辩护律师在审查"重大损失"时应当注意：其一，损失的计算时点和方式----是以立案时、起诉时还是以判决时作为损失的认定时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如何区分和计算？其二，损失的可挽回性----如果损失虽然在特定时点上达到了一定数额，但事后通过其他途径（如执行回转、第三人履行、保险理赔等）已经全部或部分挽回，则实际损失应当相应扣减；其三，损失的因果归属----如果造成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执行人员的失职行为，也包括被执行人的转移财产行为、案外人的恶意串通行为、市场环境的剧烈变化等），则执行人员的失职行为所对应的损失份额应当被合理界定，不应当将所有的损失都归责于执行人员一人。

"重大损失"与"严重不负责任"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对因果关系链的审查往往是辩护的最为关键的突破点。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角度展开因果关系的质证：其一，如果执行人员的不作为或消极作为不是导致损失的唯一原因或者主要原因，则其对损失的"贡献度"应当被合理量化；其二，如果即使执行人员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采取了应有的执行措施，损失仍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即损失的发生是由客观因素（如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可供执行的财产在被查封前已经被依法处置等）决定的----则执行人员的"失职"行为与损失之间实际上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其三，如果损失的发生与第三方主体的介入行为（如协助执行单位的不配合、案外人的信息隐瞒等）有密切关系，则因果关系链可能因为第三方的介入而中断----辩护律师应当就此提出有力的论证。

五、执行失职罪与相关罪名的界限----精准的罪名辩护策略

在司法实践中，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与若干相关罪名之间存在复杂的交织和边界问题。辩护律师在办理该罪案件时，需要对这些罪名界限有清晰的认识，在适当的情况下提出罪名变更的辩护意见。

与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的区分。这是与该罪最密切相关、也最容易混淆的罪名。如前所述，两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性质的不同----失职罪是不作为或消极作为，滥用职权罪是积极的违法作为。在具体案件的审查中，辩护律师可以关注以下区分标准：行为人是否"做错了事"还是"没有做事"----如果行为人的问题在于没有及时采取执行措施、没有履行监管职责等消极行为，则应倾向于认定为失职；如果行为人的问题在于违法解封被查封的财产、违法终结执行程序、违法作出执行裁定等积极行为，则应倾向于认定为滥用职权。在主观方面，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行为人明知其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但仍然实施），而失职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这一主观状态的差异同样构成了两罪的重要区分标准。

与玩忽职守罪的适用关系。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与刑法中的玩忽职守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是玩忽职守罪在法院执行领域的具体化。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对于法院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的严重不负责任行为，应当优先适用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而非玩忽职守罪。辩护律师在审查罪名适用时应当注意：如果涉案行为虽然发生在法院系统内，但并非在"执行判决、裁定"这一特定的司法活动中实施，而是一般的法院管理活动中（如法院的财务管理人员在管理执行款项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实施的，则应当适用玩忽职守罪而非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

与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的界限。执行人员在处理执行异议、审查执行和解协议、审查案外人异议等活动中，可能涉及裁断性的判断----这些判断如果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问题，是否会构成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辩护律师应当注意：枉法裁判罪要求行为人在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其适用场景是审判活动而非执行活动，其主观要件是故意而非过失。如果执行人员在裁断性的执行活动中虽然存在严重过失，但不具备主观故意，则不构成枉法裁判罪----应当以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论处。

六、辩护策略的分层构建----从无罪辩护到罪轻辩护的系统规划

刑事辩护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当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方案。在办理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案件时，辩护律师应当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层构建从无罪到罪轻的完整辩护体系。

第一层：无罪辩护----构成要件的全面阻击。这一层面的辩护以动摇或否定犯罪构成的某一核心要件为目标，实现当事人的完全无罪。具体路径包括：否定主体资格----证明当事人虽然具有法院工作人员身份，但在涉案执行案件中并不负有特定的执行决策或实施职责，不具有该罪的主体资格；否定行为要素----证明当事人在涉案执行案件中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不存在"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表现；否定结果要素----证明涉案案件并未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控方认定的损失数额在计算依据和方式上存在重大缺陷；否定因果关系----证明即使当事人存在某些执行工作中的疏忽，但这些疏忽与最终发生的损失之间不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否定主观过失----证明当事人在当时的具体情境下已经尽到了合理的审慎判断义务，即便事后回顾其履职行为存在可改进之处，也不应当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过失"。

第二层：罪轻辩护----量刑情节的充分挖掘。在无罪辩护的现实困难较大时，辩护律师应当将辩护重心转移到量刑从宽的论证上。该罪案件中常见的量刑从宽情节包括：自首和准自首----当事人在被追诉前主动向单位领导或有关部门交代自己的失职行为，或者在接到调查通知后主动配合调查并如实陈述的；认罪认罚----当事人对指控的主要事实没有异议，同意量刑建议并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的；积极挽回损失----当事人在案发后积极采取措施挽回或减少损失，包括协助追回被转移的执行财产、协调被执行人履行执行义务等；工作表现良好----当事人在长期的法院执行工作中一贯表现良好，涉案行为系偶发性的工作失误而非系统性的工作失职；客观困难的影响----当事人的失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工作条件、人力资源不足、信息化水平滞后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七、执行失职罪中的证据审查----从客观事实到法律事实的多维还原

执行失职罪案件的证据体系通常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复杂性----涉及大量的执行卷宗材料、银行查控记录、财产处置文件、网络查控系统中的电子信息、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等。辩护律师需要对这些证据材料进行系统化、精细化的审查和分析。

执行卷宗的全面审查。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通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卷宗材料----包括执行申请书、执行依据材料、执行通知书、财产查控记录、查封扣押冻结裁定、拍卖变卖材料、款项分配方案、执行结案报告等。这些卷宗材料在直观地记录了执行案件的全部过程，是还原执行人员履职情况的第一手和最权威的证据。辩护律师应当逐页审查执行卷宗，重点关注：执行人员在各关键节点上的履职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规范的要求----是否在规定期限内采取了查控措施、是否对查控到的财产进行了及时的处置、是否在处理执行异议时遵循了法定程序等。执行卷宗中的时间节点记录尤为重要----从收案到首次财产查控、从财产查控到查封冻结、从查封冻结到拍卖变卖----每一个环节的时间间隔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应有的延迟，应当成为辩护律师审查的重点。

网络查控系统记录的技术审查。在信息化执行的大背景下，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高度依赖网络查控系统----全国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已经与各大银行、证券机构、不动产登记机构、车辆管理机构等实现了数据对接，执行人员通过网络查控系统可以实时查询和部分控制被执行人的财产。辩护律师在审查网络查控记录时应当关注：查控系统本身是否存在技术缺陷或数据延迟----如果系统反馈的查控结果显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但事后发现被执行人确实有财产，这一结论的"错误"是否应当由具体执行人员承担责任，而非由查控系统的技术局限性来解释；查控操作是否在合理期限内完成----执行人员在系统中进行查控操作的时间记录是否与其在工作日志中的记录一致，是否存在事后补录操作的不规范行为。

八、执行体制改革的辩护启示----制度环境的辩护价值挖掘

近年来，中国法院的执行体制改革持续深化----从执行工作的内部管理机制到外部协调机制，从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到执行惩戒体系的完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改革动向本身，为辩护律师在办理执行失职罪案件时提供了丰富的论证资源。

执行案件数量的爆炸式增长与人力配置的矛盾。据统计，全国法院受理的执行案件数量在近年来持续快速增长，而执行人员数量的增长远未跟上案件增长的速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每一位执行人员所承担的案件负荷达到了非正常的工作强度----一个执行法官或执行员同时负责数百乃至上千件执行案件的现象并不鲜见。在这种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下，要求执行人员对每一件案件都做到滴水不漏的履职，在客观上是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的。辩护律师在论证当事人履职行为的合理性时，可以适度引述执行案件数量与人力配置之间的矛盾----主张当事人的某些"履职不充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工作条件限制的结果，而非个人主观上的"严重不负责任"。

"执行难"问题的结构性困境。如前所述，"执行难"是一个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它的成因复杂多元，远非个别执行人员的勤勉履职能够根本解决。被执行人恶意转移财产、协助执行单位推诿拖延、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跨区域执行的协调困难等，都是导致执行效果不佳的重要客观因素。辩护律师在论证因果关系时应当主张：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损失的发生主要是由上述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而非完全由执行人员个人的履职行为导致，则执行人员的个人责任应当得到合理的限制。

九、以案论辩----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与辩护方法展示

案例一：超负荷履职免罪案。被告人张某系某基层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同时负责近千件执行案件的办理工作。在办理申请执行人李某与被执行人王某的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中，张某在网络查控系统中查询到王某名下有一套房产----但由于张某所负责的案件量巨大，加之法院执行系统当时正处于信息化升级改造期间，张某未能在发现该房产后的合理期限内及时采取查封措施。在此期间，王某将该房产以市场价格出售给善意第三人，并将售房款转移出境。申请执行人李某因此遭受了重大损失。张某以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被立案侦查。

辩护律师的核心辩护策略是：充分展示张某当时面临的极端工作负荷----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同时负责近千件执行案件、由于系统升级导致部分查控信息未能及时推送和提醒----主张虽然张某未能及时查封王某的房产在客观结果上确实构成了工作失误，但这一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于繁重的工作负荷和系统技术缺陷等客观因素造成的，不能被评价为刑法意义上的"严重不负责任"。辩护律师还提交了张某多年来的工作考核记录和所获荣誉，证明其在长期的执行工作中一贯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该案最终作出了对张某有利的处理，体现了司法对执行人员客观工作困难的理解和体谅。

案例二：因果关系断裂无罪案。被告人刘某系某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负责办理申请执行人某银行与被执行人某房地产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执行案件。刘某在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查控时，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询到被执行人名下有三处房产和若干银行存款，遂依法采取了查封和冻结措施。但刘某未能进一步深入调查被执行人的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情况----事后查明，被执行人的大部分财产实际上已经通过复杂的关联交易转移至其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名下，被查封和冻结的财产仅为其总资产的一小部分。申请执行人某银行以刘某执行失职为由，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

辩护律师的核心辩护策略集中在因果关系的论证上：强调刘某在现有查控手段和信息条件下，已经依法对能够查明的财产采取了查封和冻结措施----其没有深入调查被执行人的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并非出于主观上的懈怠，而是因为现有的法律授权和技术手段限制使其难以穿透复杂的公司股权结构和关联交易网络获取被执行人的真实财产信息。即使刘某投入更多精力进行深入调查，在现有的制度环境和技术条件下，能否及时有效地阻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仍然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损害后果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被执行人的蓄意规避执行行为，而非刘某的履职行为。该案的辩护获得了法庭的认可。

十、量刑辩护的精耕细作----自首、认罪认罚与刑事和解的综合运用

在无罪辩护难以实现的情况下，量刑辩护成为执行失职罪案件中最为常见的辩护方向。辩护律师需要在量刑辩护中进行精细化的论证工作，确保每一个可能的从宽情节都得到充分呈现和论证。

自首的认定与主动投案的证明。对于执行失职罪案件而言，自首的认定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执行失职行为的发现往往经历了较长的过程----从当事人投诉、内部检查到纪检监察调查再到刑事立案----行为人在这一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主动配合和如实陈述行为，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构成自首，是辩护实务中极具争议的问题。辩护律师在论证自首时应当关注：当事人在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是否曾经主动向单位领导、纪检监察部门或检察机关交代过自己在执行工作中的失职行为？当事人交代的时间和内容的完整性如何----是在调查机关已经掌握了相关违纪违法线索之后还是之前？当事人是否在交代后积极配合调查、对已经造成的损失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

认罪认罚制度的正确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建立，为执行失职罪案件的量刑辩护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从宽渠道。辩护律师在协助当事人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时应当注意：其一，确保当事人对指控事实和罪名的认可基于充分的信息和自愿的选择----辩护律师应当向当事人充分解释认罪认罚制度的内容和法律后果，确保当事人的选择是经过充分考虑的；其二，在认罪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对量刑情节进行充分论证----认罪认罚不等同于放弃辩护----辩护律师仍然可以就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进行充分论证；其三，确保量刑建议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在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前，辩护律师应当与检察机关就量刑建议的内容进行充分协商，争取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量刑建议。

"损失挽回"的量刑效应。在该罪案件中，当事人在案发后积极挽回损失----包括亲自或协助追回被转移的执行财产、协调被执行人履行执行义务、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执行款项等----是极为重要的量刑从宽情节。辩护律师应当将当事人为挽回损失所作的全部努力----无论最终是否完全成功----以清晰、完整的方式呈现给法庭。特别是在当事人虽然未能完全挽回损失但已经尽其最大努力的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当强调：当事人在案发后积极主动补救的态度和行动，体现了其真诚的悔罪态度和对司法责任的基本担当----这一态度和行为应当在量刑中得到充分的肯定和体现。

十一、程序性辩护的独立价值----管辖权异议与非法证据排除

在执行失职罪案件的辩护中，程序性辩护虽然不能直接改变定罪量刑的实体结论，但在发现案件瑕疵、维护程序公正和为实体辩护创造条件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立价值。

管辖权争议与指定管辖的运用。由于执行失职罪案件的被告人通常具有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案件的调查和审理不可避免地面临"自家人查自家人"或"下级查上级"的困难和尴尬。在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通常通过指定管辖----将案件移送到与原法院没有直接关联的异地检察机关和异地法院来处理----来解决上述问题。辩护律师在审查管辖权时应当关注：指定管辖的程序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作出了指定管辖的决定；异地管辖是否确实保障了案件处理的独立性----在被告人虽然异地受审但控方力量仍然与被告人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情况下，管辖权异议的必要性仍然存在。

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启动。在执行失职罪案件的调查中，可能存在以不当方式获取口供或其他证据的情况----如在被调查人尚未被正式立案侦查时就以办案谈话的名义进行了实质性的讯问、调查人员利用与被告人同属法院系统的同僚关系对其实施心理压力、执行卷宗中的某些证明材料可能未经合法程序提取等。辩护律师在发现上述情况时，应当及时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对相关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要求法庭对证据的收集程序进行审查，并主张依法排除以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

十二、民事执行救济与刑事追责的程序交织----程序衔接中的辩护机遇

执行失职罪案件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案件通常从民事执行程序中的纠纷或投诉开始，经过行政或纪律程序后，最终升级为刑事追诉。在这一多层次的程序交织中，辩护律师应当充分利用前置程序中的有利成果，在刑事程序中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制度的运用。如果在本案进入刑事程序前，涉案的执行行为已经经过了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的程序审查----上级法院在执行复议裁定中维持了下级法院的执行行为、或者在执行监督程序中对执行行为进行了纠正并给予了执行人员申辩和补救的机会----则这些前置程序的结论和记录，对后续刑事程序中的事实认定和法律评价应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辩护律师应当将所有对当事人有利的执行异议、复议和监督记录作为辩护证据提交法庭。

国家赔偿程序与刑事程序的互动。如果涉案的失职执行行为造成了当事人或其他人的财产损失，且申请执行人或案外人已经通过国家赔偿程序获得了一定的赔偿----则国家赔偿程序的启动和赔偿结果，对刑事程序中"重大损失"的认定和量刑应当产生影响。辩护律师在量刑论证中应当主张：国家赔偿已经对受害人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填补"，降低了失职行为对受害人的实际损害程度----这一点应当在量刑中得到相应体现。

十三、域外执行制度的比较与对策启示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法院判决的执行机制各不相同----由此产生的执行人员刑事责任问题也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和规范模式。通过比较研究这些域外经验，可以为中国的执行失职罪辩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以日本为例：日本建立了独立于法院的执行官制度----执行官是专门从事民事执行事务的独立专业人员，其对执行职务中的失职行为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职业纪律责任，但在刑事责任的追究上，日本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只有在执行官的失职行为涉及受贿、伪造文书或其他严重犯罪意图时，才启动刑事追诉程序。日本的这一制度经验提示：将执行失职行为与普通渎职犯罪相区别，建立独立和审慎的刑事追诉标准，是值得反思和借鉴的国际经验。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民事执行制度采用了执行法院与执行员双重并行的模式----不同性质和难度的执行事务，由不同类型的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分别承担。在执行人员的责任追究上，德国建立了以民事赔偿责任为基础、以纪律责任为辅助、以刑事责任为补充的三层责任体系----刑事责任只有在执行人员的行为涉及故意违法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时才启动。这一分层追责的制度设计，体现了德国在治理执行渎职问题上的精密化和层级化思路。辩护律师在论证执行失职罪的追诉合理性时，可以适当借鉴德国的这一制度逻辑。

十四、构建执行公信力与执行人员保护的制度平衡----辩护律师的远景思考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的辩护实践，在每一个个案中都在参与和推动中国执行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辩护律师在每一个该罪案件中的工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透明和高效的执行制度体系。

在执行公信力的维度上：通过追究严重不负责任的执行人员刑事责任，能够有力地回应申请执行人和社会的公平期待----让每一个遭遇执行失职的当事人感受到法律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救济。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样需要警惕"泛刑事化"的倾向----如果将执行工作中所有的不当和失误都简单化地归入"刑事犯罪"的范畴予以追究，则可能使用制度的严厉性取代制度的精细性，最终不利于执行工作的长远健康发展。

在执行人员保护的维度上：执行人员每天都在处理最为棘手的利益冲突----面对被执行人的各种规避执行手段、协助执行单位的推诿和不配合、申请执行人的焦虑和压力----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工作，执行人员发生一定程度的疏忽和失误具有客观的难免性。如果对执行人员的每一个工作失误都启动刑事追诉，则将对执行队伍的工作积极性和职业安全感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执行人员可能因为担心个人被刑事追诉而不敢依法采取果断的执行措施，从而更加恶化了执行工作面临的困难。辩护律师在每一个该罪案件中，对这些制度性因素的揭示和论证，不仅有益于个案的公正处理，也有益于推动执行制度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在每一个执行失职罪辩护的个案中，辩护律师都在用自己的专业工作守护着中国刑事法治的精确性和公正性----这，是每一位刑事辩护律师的不懈追求。

十五、结语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的辩护，是一项横跨民事执行法、刑事法和司法管理学的复合型专业工作。辩护律师在这类案件中，既需要具备对执行程序的深入了解----能够从厚厚的执行卷宗中发现辩护的突破口，也需要具备对刑事法理论的精准把握----能够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地带进行精细的论证。

在审查执行人员是否"严重不负责任"时，辩护律师需要深入还原案件的真实情境----了解执行人员当时面临的工作负荷、资源约束和技术限制----而不是以事后的完全信息去轻易地评判执行人员的履职决定。在审查"重大损失"时，辩护律师需要建立清晰和严密的因果关系分析----在复杂的多因一果链条中，准确定位执行人员个人行为的责任份额。在量刑论证中，辩护律师需要充分挖掘和呈现每一个从宽情节----在量刑的每一个百分点上，都可能关系到当事人的自由和职业前途。

在每一个具体的执行失职罪案件中，辩护律师通过认真的证据审查、严谨的法律逻辑和充分的人性关怀，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供坚实的守护----这，就是辩护律师在这类案件中不可替代的专业价值。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