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律师 李良

引言

军令如山，这是我们从小就听到的一句话。在军队这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里，命令的传递是否顺畅，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负，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因此，各国军法都对保障军令畅通做出了严格规定，对破坏军令传递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我国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规定的拒传、假传军令罪，就是其中重要的罪名之一。

然而，在我二十多年的军职罪辩护生涯中，我发现这个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和误区。很多人简单地认为，只要没有按时传递命令，或者传递的命令有错误，就构成拒传、假传军令罪。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往往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我曾在东部战区办理过一起在军内引起重大争议的案件：某部通信参谋王某，在一次联合演习中，因为通信设备故障加上操作失误，导致一条重要作战命令延迟了两个小时才传到前线部队，被军事检察院以拒传军令罪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我在二审阶段介入此案，通过深入研究军令传递的完整链条，从主体资格、传递义务、客观条件、主观过错等多个维度进行辩护，最终二审法院改判王某无罪。

这起案件让我深刻认识到，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辩护，不能停留在表面的"有没有传递""传的对不对"，而要深入到军令传递的整个链条中去，寻找链条上的断裂点、模糊点，从而为当事人找到无罪或罪轻的辩护空间。今天，我就结合自己多年的办案经验，从军令传递链条的视角，系统地谈谈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辩护策略和技巧。

一、拒传、假传军令罪的立法脉络与构成要件重构

（一）罪名的历史演变与立法原意

要做好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辩护，首先得搞清楚这个罪名的来龙去脉，明白立法者当初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罪名，它要保护的法益到底是什么。

我研究过我军军法发展的整个历史。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有了关于保障军令畅通的规定。1933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令》中，就明确规定了"违抗或拖延命令"的处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野战军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不过，那个时候的规定主要是纪律处分，还没有上升到刑法的层面。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草案）》中，第一次提出了"假传军令罪"的概念。1981年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假传军令罪："假传军令或者伪造、篡改军事命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大家注意，这里只规定了假传军令，没有规定拒传军令。

1997年刑法修订时，在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中，将拒传军令和假传军令合并规定在第四百二十二条："故意隐瞒、谎报军情或者拒传、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样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罪名体系。

从这个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什么呢？我认为至少有三点：第一，这个罪名的核心是保护作战利益，保障军令畅通，最终目的是为了打赢战争；第二，这个罪名的成立必须以"对作战造成危害"为条件，不是只要有拒传、假传行为就构成犯罪；第三，拒传和假传虽然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但两者的行为方式、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都有所不同，辩护时要区别对待。

（二）构成要件的传统解读及其缺陷

传统的刑法理论一般从四个方面来解读拒传、假传军令罪的构成要件：一是犯罪客体，认为是作战指挥秩序；二是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拒传军令或者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三是犯罪主体，认为是军人，而且主要是负有传递军令职责的军人；四是犯罪主观方面，是故意，即明知是军令而故意拒绝传递，或者明知是虚假的军令而故意传递。

这种传统解读不能说错，但我认为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太笼统、太表面化了。它没有深入到军令传递的具体过程中去，没有揭示这个罪名的本质特征。比如说，什么叫"拒传"？是明确拒绝才算，还是消极拖延也算？什么叫"军令"？上级的所有指示都是军令吗？什么叫"传递职责"？所有军人都有传递军令的义务吗？这些问题，传统的构成要件理论都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办案中发现，很多争议恰恰就出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就拿我前面提到的王某案来说，公诉人认为王某作为通信参谋，负有传递军令的职责，他没有按时传递，就是拒传军令。而我们辩护方则认为，王某虽然是通信参谋，但那条命令的传递职责并不在他的岗位范围内，而且他没有按时传递是因为设备故障和操作失误，不是故意拒绝传递。你看，对"传递职责"的理解不同，对"拒传"的理解不同，案件的定性就完全不同。

所以，我认为，要做好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辩护，必须跳出传统构成要件的框架，用一种更系统、更深入的视角来审视这个罪名。我提出的"军令传递链条"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三）军令传递链条理论的提出

什么是军令传递链条理论呢？简单来说，就是将军令的传递看作一个完整的链条，这个链条由多个环节组成，每个环节都有其特定的主体、内容、方式和要求。只有当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这个链条的某个或某些环节，并且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

在我看来，一个完整的军令传递链条，至少包括以下五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命令的作出。也就是有权的指挥员根据作战需要，作出某项命令。这个环节的核心问题是命令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如果命令本身就是违法的、无效的，那么后面的传递环节自然也就失去了基础。

第二个环节是命令的交付。也就是作出命令的指挥员，将命令交付给负责传递的人员或部门。这个环节的核心问题是交付的对象是否正确，交付的方式是否符合规定。

第三个环节是命令的传递。也就是负责传递的人员或部门，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军令传递到接收方。这个环节是拒传、假传军令罪发生的主要领域，也是辩护的重点。

第四个环节是命令的接收。也就是接收方收到军令并进行确认。这个环节的核心问题是接收是否及时，接收的内容是否准确。

第五个环节是命令的执行。也就是接收方根据军令的要求采取行动。这个环节虽然不属于传递的范畴，但它直接关系到"对作战造成危害"这个结果要件的认定。

这五个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军令的传递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环节出了问题都构成拒传、假传军令罪。只有当行为人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故意实施了破坏链条的行为，并且对作战造成了危害，才可能构成犯罪。

用这个链条理论来指导辩护，我们就可以从笼统的构成要件辩护，转向具体的环节辩护，从每个环节入手，寻找辩护的突破口。这样的辩护，更具体、更深入、更有说服力。

二、主体维度的辩护：谁负有传递军令的法定义务

（一）犯罪主体的传统认定及其问题

根据传统刑法理论，拒传、假传军令罪的犯罪主体是军人，而且主要是负有传递军令职责的军人，比如通信兵、传令兵、参谋人员等。这个说法不能说错，但太模糊了。什么叫"负有传递军令职责"？是岗位责任制里明确写了才算，还是只要是军人就都有这个义务？是只有专职的通信人员才有，还是其他人员在特定情况下也有？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很容易扩大打击面。

我在办案中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步兵连的战士，在行军途中遇到一个通信兵，通信兵因为脚扭了走不动，就让这个战士帮忙把一份命令送到前面的营部。这个战士因为着急赶自己的部队，就没有答应。后来，那份命令延迟了几个小时才送到，造成了一定的后果。军事检察院就以拒传军令罪对这个战士提起公诉。

我作为这个战士的辩护人，在法庭上提出的第一个辩护观点就是：这个战士不负有传递这份军令的法定义务，不符合拒传军令罪的主体要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传递军令的职责，必须是基于法定的职务或者业务要求产生的，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这个义务。这个战士是步兵，他的岗位职责是打仗，不是传递命令。他遇到通信兵，帮忙传递是情分，不帮忙是本分。不能因为他没有帮忙，就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最后，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判决这个战士无罪。这个案例说明，主体资格的辩护，在拒传、假传军令罪中非常重要。很多案件，只要把主体问题搞清楚了，就能直接得出无罪的结论。

（二）传递军令义务的来源及其认定标准

那么，传递军令的义务到底从哪里来？什么样的人才算"负有传递军令职责"的人呢？根据我多年的办案经验，我认为传递军令的义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是法定职责。也就是法律法规、条令条例明确规定的职责。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行）》对各类军人的职责都有明确规定。其中，通信兵的职责就包括"准确、迅速、保密、不间断地实施通信联络，保障军队指挥和武器装备控制的通信顺畅"。再比如，司令部参谋的职责包括"收集、掌握情况，适时提出决心建议，传达首长命令、指示"。这些都是法定的传递军令的职责。如果这些人员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拒绝传递军令，那就可能构成拒传军令罪。

第二个来源是业务分工。也就是在具体的作战或演习中，根据任务分工，某些人员被赋予了传递军令的任务。比如，在一次战斗中，指挥员临时指定某个战士担任传令兵，负责在各个阵地之间传递命令。这个时候，这个战士就负有了传递军令的义务，虽然这不是他的常规职责，但既然接受了任务，就必须认真履行。如果他故意拒绝传递，就可能构成拒传军令罪。

第三个来源是先行行为。也就是行为人先前的行为，使自己处于了传递军令的特定位置，从而产生了传递的义务。比如，一个战士在阵地上捡到了一份敌人的电报，他把电报拆开看了，知道了里面的内容。这个时候，他就产生了将这份重要情报及时上报的义务。如果他故意隐瞒不报，就可能构成隐瞒军情罪。同样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无意中收到了一份军令，他既然已经接收了，就产生了及时传递给相关人员的义务。如果他故意扣压不发，就可能构成拒传军令罪。

这三个来源中，法定职责是最主要、最常见的，也是最容易认定的。业务分工和先行行为产生的义务，相对来说争议比较大，需要结合具体案情仔细分析。

在认定是否负有传递军令的义务时，我总结了三个判断标准：一是岗位标准，也就是看行为人的岗位职责中有没有传递军令的内容；二是任务标准，也就是看在具体的作战或演习任务中，行为人有没有被分配传递军令的任务；三是事实标准，也就是看行为人有没有实际接收了军令，从而产生了传递的义务。这三个标准，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认定行为人负有传递军令的义务。反之，如果三个都不符合，那就不应该认定为负有传递军令职责的人员。

（三）几类特殊主体的辩护要点

在司法实践中，有几类特殊主体的认定经常引发争议，也是我们辩护的重点。下面我分别谈谈：

第一类是指挥人员。指挥人员是不是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体？很多人认为，指挥人员是下命令的，不是传命令的，所以不可能成为这个罪的主体。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指挥人员虽然主要职责是作出命令，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可能成为传递军令的主体。比如，上级指挥员给下级指挥员打电话下达命令，下级指挥员因为有不同意见，故意不把这个命令传达给自己的部队，而是自己扣压下来。这种情况下，这个下级指挥员就属于拒传军令。因为对于上级的命令来说，他是接收者；但对于他的部队来说，他又是传递者。他有义务将上级的命令传达下去，如果故意拒不传达，就构成拒传军令罪。

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某团副团长赵某，在一次演习中，团长命令他带领三营从左翼进攻。赵某认为这个方案不妥，应该从右翼进攻，所以他就没有把团长的命令传达给三营，而是自己给三营下令从右翼进攻。结果导致整个演习计划被打乱。军事检察院以拒传军令罪和战时违抗命令罪对赵某提起公诉，数罪并罚。我作为赵某的辩护人，认为赵某的行为确实构成了战时违抗命令罪，但不构成拒传军令罪。为什么呢？因为赵某作为副团长，他本身就是指挥人员，他有权根据战场情况变化调整部署。他没有传达团长的命令，而是下达了新的命令，这属于违抗命令的行为，而不是拒传军令的行为。拒传军令的主体应该是专门负责传递的人员，而不是指挥人员。指挥人员不执行命令，应该定违抗命令罪，而不是拒传军令罪。最后，法院采纳了我的意见，只定了战时违抗命令罪，没有定拒传军令罪。

第二类是文职人员和职工。军队里的文职人员和职工，能不能成为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体？这个问题争议也很大。有人认为，文职人员和职工不是军人，所以不能构成军人违反职责罪。也有人认为，他们在军队工作，负有相关职责，所以可以构成。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根据刑法第四百五十条的规定，军人违反职责罪的主体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以及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和其他人员。这里的"其他人员"，就包括军队的文职人员和职工，前提是他们在执行军事任务。如果文职人员和职工在执行军事任务的过程中，负有传递军令的职责，故意拒传、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那就可以构成拒传、假传军令罪。

比如，军队医院的一个文职护士，在战时被分配到通信部门帮忙，负责传递医疗救护命令。如果她故意拒绝传递重要的救护命令，造成了伤员死亡的严重后果，那就可以构成拒传军令罪。因为她当时是在执行军事任务，属于刑法第四百五十条规定的"其他人员"。

但是，如果文职人员和职工不是在执行军事任务，而是在从事日常的非军事工作，那就不能构成这个罪。比如，军队招待所的一个职工，负责传递招待所的日常通知。他故意扣压了一个会议通知，这就不构成拒传军令罪，因为这不是军事任务，传递的也不是军令。

第三类是预备役人员。预备役人员能不能成为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体？根据刑法第四百五十条的规定，执行军事任务的预备役人员，可以成为军人违反职责罪的主体。所以，预备役人员在被征召入伍，执行军事任务期间，如果负有传递军令的职责，故意拒传、假传军令，对作战造成危害，那就可以构成拒传、假传军令罪。如果预备役人员没有被征召，没有执行军事任务，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三、客观行为维度的辩护：准确区分拒传与假传的行为边界

（一）拒传军令行为的认定标准

什么是拒传军令？顾名思义，就是拒绝传递军令。但在司法实践中，什么才算"拒绝传递"，认定起来并不简单。是必须明确说"我不传"才算，还是消极的不作为也算？是只要有拖延就算，还是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算？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

我认为，拒传军令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犯罪，也就是行为人负有传递军令的义务，有能力传递而故意不传递。所以，认定拒传军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行为人负有传递军令的义务；第二，行为人有能力传递军令；第三，行为人故意不传递军令。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个条件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里重点讲后面两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有能力传递。这一点很重要。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如果行为人因为客观原因，确实没有能力传递军令，那就不能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比如，通信兵在传递命令的过程中，通信设备突然全部故障，而且没有备用设备，导致命令无法传递。这种情况下，虽然命令没有传递出去，但通信兵没有责任，因为他没有能力传递。再比如，传令兵在传递命令的途中，遇到敌人伏击，身负重伤，无法继续前进。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追究他的责任。

我在办理王某那个案子的时候，就重点强调了这一点。王某当时使用的通信设备，是一种新型的数字化电台，刚列装部队不久，性能还不稳定。在演习过程中，电台突然出现了死机的故障，王某反复重启都没用。后来他改用备用设备，但备用设备也出了问题。等到他终于把设备修好，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我认为，王某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积极想办法传递命令，不是故意不传递。他没有及时传递，是因为设备故障这个客观原因，不是他主观上不想传。所以，他的行为不构成拒传军令罪。

第三个条件，故意不传递。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明知自己有传递军令的义务，有能力传递，却故意不传递。如果是过失导致没有传递，那就不构成拒传军令罪，可能构成其他犯罪，比如玩忽军事职守罪。

那么，什么情况才算"故意不传递"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明确拒绝。也就是行为人明确表示自己不传递军令。比如，指挥员让通信兵发报，通信兵说"我不发"，这就是典型的拒传。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比较少见，因为很少有人会这么明目张胆地拒绝命令。

二是消极拖延。也就是行为人虽然没有明确说不传递，但就是拖着不办，磨磨蹭蹭，故意拖延时间，导致军令不能及时传递。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比较常见，也比较难认定。因为"拖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什么叫及时，什么叫拖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情况来判断，比如军令的紧急程度、传递的正常时间、行为人的工作效率等等。如果正常情况下十分钟就能传递完的命令，行为人故意拖了两个小时，那就是拖延。但如果只是晚了几分钟，那就不能算拒传。

三是扣压不发。也就是行为人收到军令后，把它扣下来，既不传递，也不说明原因，就当没这回事。这种情况比消极拖延更严重，因为行为人根本就没打算传递。比如，通信参谋收到一份上级的命令，他觉得这个命令对自己的朋友不利，就把命令扣下来，不往下传达。这就是典型的拒传军令。

四是拒绝接收。也就是行为人拒绝接收需要传递的军令，从而导致无法传递。比如，传令兵要把命令交给某个指挥员，这个指挥员因为不想执行命令，就拒绝接见传令兵，拒绝接收命令。这种情况下，这个指挥员的行为也属于拒传军令，因为他有接收并传达命令的义务，他拒绝接收，实际上就是拒绝传递给自己的部队。

这四种表现形式，虽然行为方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故意不履行传递军令的义务，都属于拒传军令的行为。

（二）假传军令行为的认定标准

假传军令，就是故意传递虚假的军令。和拒传军令不同，假传军令是一种作为犯罪，也就是行为人主动实施了传递虚假军令的行为。

认定假传军令，也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行为人实施了传递军令的行为；第二，传递的军令是虚假的；第三，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也就是明知是虚假的军令还要传递。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虚假的军令"？是不是只要和原来的命令不一样，就算虚假的？我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理解。军令的虚假，应该是指实质性内容的虚假，而不是个别文字的出入。如果只是在传递过程中出现了个别错别字，或者表述上略有不同，但核心意思没有变，那就不能算假传军令。只有当传递的命令在主要内容上与原命令不符，可能导致接收方作出错误的行动，才算虚假的军令。

比如，原命令是"明天凌晨三点发起进攻"，传递成了"明天凌晨四点发起进攻"。这就属于实质性的虚假，因为进攻时间变了，可能影响整个作战计划。但如果原命令是"明天凌晨三点发起进攻"，传递成了"明日凌晨三时发起进攻"，这就不算虚假，因为意思完全一样，只是表述不同。

第二个问题，虚假军令的来源有没有要求？也就是，假传的军令必须是行为人自己编造的，还是可以是别人编造的，行为人只是负责传递？我认为，都可以。假传军令的核心是"传"，不是"造"。只要行为人明知是虚假的军令，还故意传递，不管这个虚假的军令是他自己编的，还是别人编的，都构成假传军令罪。

比如，甲编造了一份虚假的命令，让乙去传递。乙明知道这是假的，还是去传递了。那么，甲和乙都构成假传军令罪，甲是教唆犯，乙是实行犯。如果乙不知道是假的，以为是真的命令，那乙就不构成犯罪，只有甲构成。

第三个问题，篡改军令算不算假传？我认为算。篡改军令，就是在传递过程中，故意改变原命令的内容，然后再传递出去。这种行为，本质上也是传递虚假的军令，所以属于假传军令的一种表现形式。比如，通信员收到一份命令，他故意把命令里的"向东进攻"改成"向西进攻"，然后再传递给部队。这就是典型的假传军令。

（三）拒传与假传的区分及罪数问题

拒传和假传虽然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但它们是两个独立的行为，两种不同的犯罪。它们的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行为方式不同。拒传是不作为，是有义务传递而不传递；假传是作为，是主动传递虚假的军令。

第二，主观内容不同。拒传的故意是不履行传递义务；假传的故意是传递虚假信息。

第三，危害结果不同。拒传的危害是军令不能及时传达，导致部队行动迟缓或失误；假传的危害是部队收到错误的命令，导致错误的行动。一般来说，假传的危害性可能更大一些，因为它会直接导致部队采取错误的行动，而拒传只是导致部队没有行动。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候会出现行为人既拒传又假传的情况。比如，行为人收到一份真实的命令，他不传递（拒传），而是自己编造了一份假的命令传递出去（假传）。这种情况下，是定一罪还是数罪并罚？

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应该定两个罪，数罪并罚。因为拒传和假传是两个独立的行为，侵犯了两个不同的法益。拒传侵犯的是军令的及时传递，假传侵犯的是军令的真实传递。两者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本质上是不同的犯罪行为。所以，应该分别定罪，数罪并罚。

当然，如果行为人只有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罪名，那就是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罚。比如，行为人传递了一份虚假的命令，同时这份虚假的命令又起到了拒绝执行真实命令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行为同时触犯假传军令罪和战时违抗命令罪，属于想象竞合，应该从一重罪处罚。

四、主观罪过维度的辩护：严格把握故意与过失的界限

（一）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观罪过形式

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什么？是故意，还是过失，还是两者都有？这个问题，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都认为是故意犯罪，过失不构成这个罪。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从罪名的表述来看，"拒传"就是拒绝传递，显然是故意的，不可能是过失的。"假传"就是故意传递虚假的，也是故意的。其次，从法定刑来看，这个罪的法定刑比较重，最低是三年有期徒刑，最高是死刑。这么重的法定刑，应该是针对故意犯罪的，过失犯罪不可能有这么重的刑罚。最后，从立法原意来看，这个罪名是为了打击那些故意破坏军令传递的行为，对于过失导致军令传递失误的，应该用其他罪名来规制，比如玩忽军事职守罪。

所以，我们在辩护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是过失，那就不构成拒传、假传军令罪，最多构成玩忽军事职守罪，而玩忽军事职守罪的法定刑要轻得多。

（二）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标准

那么，怎么区分故意和过失呢？这个问题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因为人的主观想法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客观行为来推断。

我在办案中总结了几个区分故意和过失的角度，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角度，看行为人对军令内容的认知程度。如果行为人明确知道军令的内容，知道军令的重要性，还故意不传递或者传递假的，那就是故意。如果行为人根本不知道那是军令，或者不知道军令的重要性，因为疏忽大意没有传递，那就是过失。

比如，一个文书，收到一份标有"绝密"的电报，他知道这是重要的军令，但他因为和领导有矛盾，就故意扣压不发。这就是故意。但如果一个新兵，收到一份电报，他不知道这是重要的军令，以为是普通的信件，就随手放在一边，忘了交给领导。这就是过失。

第二个角度，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如果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那就是故意。如果行为人根本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那就是过失。

比如，一个通信兵，因为对部队不满，就故意破坏通信设备，导致命令无法传递。他希望看到部队因为没有收到命令而打败仗，这就是直接故意。如果他虽然没有希望打败仗，但他知道自己不传递命令可能会导致打败仗，他还是不传递，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就是间接故意。但如果他是因为操作失误，导致命令没有传递出去，他心里非常着急，非常后悔，那就是过失。

第三个角度，看行为人在行为发生后的表现。如果行为人在行为发生后，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努力减少损失，那一般是过失。如果行为人在行为发生后，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那一般是故意。

比如，命令没有传递出去，行为人发现后，马上想办法补救，通过其他渠道把命令传出去，或者向上级报告情况，那说明他主观上是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一般是过失。但如果他发现命令没传出去，也不报告，也不补救，就当没事一样，那说明他主观上对危害结果是放任的，可能是间接故意。

第四个角度，看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如果行为人有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比如为了报复、为了投敌、为了破坏作战，那就是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任何犯罪动机，只是因为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导致的，那就是过失。

当然，这几个角度都不是绝对的，需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断。而且，主观罪过的认定，不能只听行为人自己怎么说，还要通过客观证据来推断。很多时候，行为人会说自己是过失的，不是故意的。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其他证据来揭穿他的谎言，或者反过来，证明他确实是过失的。

（三）几种特殊主观状态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有几种特殊的主观状态，认定起来比较复杂，也是我们辩护的重点。

第一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分。这两者的区分是刑法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在拒传、假传军令罪中也经常遇到。

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两者的相同点是都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不同点在于，过于自信的过失是行为人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危害结果的发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而间接故意是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危害结果的发生不违背他的意愿，他也不反对。

在拒传军令的案件中，怎么区分这两者呢？我认为关键看行为人有没有"轻信能够避免"的依据。如果行为人有一定的依据，相信自己的行为不会导致危害结果，那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如果行为人没有任何依据，就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就是间接故意。

比如，一个通信参谋，收到一份命令，他觉得这个命令不是很紧急，晚一点传也没关系，所以他先去办别的事了，结果耽误了传递。如果他有合理的理由认为这个命令不紧急，比如以前类似的命令都是第二天才执行的，那他可能就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但如果他明知道这个命令很紧急，马上就要用，他还是拖着不办，那就是间接故意。

第二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与意外事件的区分。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

两者的相同点是都没有预见到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同点在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是行为人应当预见，也就是有预见的义务和能力；而意外事件是行为人不能预见，也就是没有预见的义务和能力。

在拒传军令的案件中，怎么区分这两者呢？关键看行为人有没有预见的义务和能力。如果按照行为人的职责和能力，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军令不能及时传递，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那就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如果按照当时的情况，任何人都不可能预见，那就是意外事件。

比如，一个通信兵，在传递命令的时候，电台突然坏了。如果这个电台是刚检修过的，性能良好，突然出现故障是任何人都想不到的，那就是意外事件。但如果这个电台早就有毛病，经常出故障，通信兵知道这个情况，但他没有提前检查，也没有准备备用设备，结果出了故障导致命令传不出去，那就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五、结果要件维度的辩护：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实质性判断

（一）"对作战造成危害"的性质与地位

根据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拒传、假传军令，只有"对作战造成危害的"，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对作战造成危害"是这个罪的构成要件，是罪与非罪的界限。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对作战造成危害，那就不构成犯罪。

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辩护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很多案件，虽然行为人有拒传、假传的行为，但并没有对作战造成实际的危害，或者危害很轻微，那就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那么，"对作战造成危害"到底是结果犯还是危险犯？也就是说，是必须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才算，还是只要有造成危害的危险就算？这个问题在理论界有争议。

我认为，应该是结果犯，也就是必须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为什么呢？首先，从法条的表述来看，"对作战造成危害的"，用的是"造成"这个词，说明是已经发生的结果，而不是可能发生的危险。其次，从立法原意来看，这个罪名是为了打击那些严重危害作战利益的行为，如果只是有危险，没有实际危害，就用纪律处分就可以了，不需要动用刑法。最后，从司法实践来看，一般也都是造成了实际危害结果的才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这里的"实际危害结果"，不一定是有形的、物质性的结果，也可以是无形的、非物质性的结果。比如，导致作战部署被打乱，导致战机被贻误，导致部队士气受到影响，这些都可以算是对作战造成的危害。

（二）"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认定标准

那么，怎么认定"对作战造成危害"呢？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第一，看是否影响了作战部署。如果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导致部队的作战部署被打乱，需要重新调整部署，那就是对作战造成了危害。比如，假传命令，导致某个部队走错了方向，偏离了预定的作战位置，整个作战部署就被打乱了。这就是危害。

第二，看是否贻误了战机。如果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导致部队错过了最佳的作战时机，那就是对作战造成了危害。比如，命令部队趁敌人立足未稳发起进攻，但因为命令被拒传，等命令传到的时候，敌人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战机就贻误了。

第三，看是否造成了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如果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部队人员伤亡或者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的损失，那当然是对作战造成了危害。而且这种危害是比较严重的。

第四，看是否影响了作战任务的完成。如果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导致部队没有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那也是对作战造成了危害。比如，命令部队夺取某个高地，但因为命令传错了，部队去夺取了另一个高地，预定的任务没有完成。

这四个方面，只要符合其中一个，就可以认定为对作战造成了危害。当然，危害的程度有轻有重，这会影响量刑，但不影响定罪。

（三）因果关系的认定与辩护

认定"对作战造成危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必须证明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和作战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危害结果不是由拒传、假传行为造成的，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那就不能让行为人对这个结果负责。

因果关系的认定，在拒传、假传军令罪中有时候比较复杂，因为作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作战结果的因素很多。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可能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需要我们仔细分析，拒传、假传行为在其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是不是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起案件：某部在演习中，一份进攻命令被延迟传递了一个小时，导致进攻发起时间晚了一个小时。结果，进攻部队遭遇了"敌人"的顽强抵抗，损失惨重。军事检察院认为，就是因为命令延迟传递，才导致进攻失败，造成了严重损失，所以以拒传军令罪对负责传递的通信参谋提起公诉。

我作为辩护人，在法庭上对因果关系提出了质疑。我认为，进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进攻部队的战术失误，以及"敌人"的防御准备充分，而不是命令延迟传递了一个小时。我们通过分析演习的整个过程，指出即使命令按时传递，按照当时的战场态势，进攻也很可能失败。命令延迟传递，对进攻失败只起到了很小的作用，不是主要原因。

最后，法院采纳了我的部分意见，认为虽然命令延迟传递确实对作战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危害程度没有公诉人说的那么严重，所以对被告人从轻判处了缓刑。

这个案例说明，因果关系的辩护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公诉方会把所有的危害结果都算到被告人头上，但实际上很多结果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我们作为辩护人，就要仔细分析，把不属于被告人责任的那部分结果剥离出去，从而减轻被告人的责任。

六、证据审查维度的辩护：从证据链条中寻找突破口

（一）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证据特点

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证据，和其他刑事案件相比，有一些自己的特点。了解这些特点，对于我们做好证据审查工作非常重要。

第一个特点是，证据的专业性强。因为涉及到军事通信、作战指挥等专业领域，很多证据都是专业性的，比如通信记录、作战文书、演习方案等等。这些证据，没有一定的军事专业知识，是看不懂的。所以，我们办理这类案件，必须具备一定的军事知识，或者请教军事专家，才能准确审查判断证据。

第二个特点是，证据的保密性强。因为涉及到军事秘密，很多证据都是涉密的，不能随便查阅和复制。我们作为辩护人，虽然有权查阅案卷，但对于涉密的证据，可能需要遵守保密规定，在指定的场所查阅，不能带出，也不能复制。这就给我们的证据审查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第三个特点是，言词证据多，实物证据少。拒传、假传军令的行为，很多时候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比如口头传达命令。这种情况下，留下的实物证据比较少，主要靠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来证明。而言词证据的主观性比较强，容易出现变化，这就增加了证据审查的难度。

第四个特点是，证据收集的主体特殊。这类案件一般是由军队保卫部门或者军事检察院侦查的，他们既是侦查机关，又是军队的一部分。这种双重身份，可能会影响证据收集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我们在审查证据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看看有没有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情况。

（二）几类关键证据的审查要点

在拒传、假传军令罪的案件中，有几类证据非常关键，我们要重点审查。

第一类是军令本身的证据。也就是证明军令存在以及军令内容的证据。这是整个案件的基础，如果连军令是否存在、军令的内容是什么都证明不了，那后面的就都无从谈起了。

审查这类证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看军令的形式，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是正式的命令还是临时的指示；二是看军令的作出者，是不是有权作出命令的指挥员；三是看军令的内容，是不是明确、具体，有没有歧义；四是看军令的真实性，有没有被伪造、篡改的痕迹。

比如，如果是书面命令，我们要审查命令的原件，看看有没有签发人的签字，有没有公章，有没有涂改的痕迹。如果是口头命令，我们要审查是谁传达的，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传达的，有没有其他人在场，有没有录音录像等等。

第二类是传递过程的证据。也就是证明军令是如何传递的，以及行为人在传递过程中做了什么的证据。这是认定拒传、假传行为的关键。

审查这类证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看传递的方式，是通过通信设备传递的，还是人工传递的；二是看传递的时间，军令是什么时候发出的，什么时候收到的，正常需要多长时间；三是看传递的人员，都有哪些人参与了传递，各自的职责是什么；四是看传递的过程中有没有异常情况，比如设备故障、天气影响、敌人干扰等等。

比如，如果是通过电台传递的，我们要审查电台的通信记录，看看什么时候发的，什么时候收的，信号怎么样，有没有中断的情况。如果是人工传递的，我们要审查传令兵的行进路线，行进时间，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等等。

第三类是危害结果的证据。也就是证明拒传、假传行为对作战造成了危害的证据。这是认定结果要件的关键。

审查这类证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看危害结果是否真实存在，是不是客观发生的；二是看危害结果的严重程度，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三是看危害结果和拒传、假传行为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由拒传、假传行为直接导致的。

审查危害结果的证据，不能只听指挥人员的一面之词，还要结合其他证据来综合判断。比如，要看作战记录、战损报告、战后总结等等。有时候，指挥人员为了推卸责任，可能会把作战失败的原因都推到命令传递失误上，这就需要我们仔细甄别。

第四类是主观罪过的证据。也就是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的证据。这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

审查这类证据，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看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他自己是怎么说的，有没有合理的解释；二是看证人证言，其他人对被告人主观状态的评价；三是看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从他的行为表现来推断他的主观心态；四是看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有没有犯罪的动机。

（三）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

在拒传、假传军令罪的案件中，证据不足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这类案件的证据收集难度比较大，很多时候证据不够充分。如果证据不足，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排除合理怀疑，那就应该作出无罪判决。

我总结了几种常见的证据不足的情形：

第一种是，军令本身的存在和内容无法证明。比如，只有被告人供述说有这么一个命令，但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或者只有一个证人的证言，没有其他证据印证。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证明军令确实存在，自然也就不能证明拒传、假传的行为。

第二种是，行为人是否负有传递职责无法证明。比如，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岗位职责包括传递军令，也没有证据证明他被临时分配了传递军令的任务。这种情况下，主体要件就不成立。

第三种是，拒传、假传的行为无法证明。比如，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实施了拒传、假传的行为。或者，虽然有证据证明命令没有及时传递，但不能证明是行为人故意拒传的，还是有其他客观原因。

第四种是，危害结果无法证明。比如，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对作战造成了危害，或者危害结果和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第五种是，主观故意无法证明。比如，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不能排除过失或者意外事件的可能。

只要存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形，我们都可以提出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件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最后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

七、三阶段辩护策略：从侦查到审判的全方位布局

（一）侦查阶段的辩护重点

侦查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很多证据都是在这个阶段收集的。如果侦查阶段辩护工作做得好，可能就能把案件挡在起诉之前，甚至撤销案件。

在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侦查阶段，我认为辩护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情况。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与外界隔绝，心理压力很大。我们作为辩护人，要及时会见他，给他提供法律咨询，告诉他的权利义务，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军令的内容是什么，他有没有传递的职责，他为什么没有传递或者传递错了，有没有客观原因，等等。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制定辩护策略非常重要。

第二，向侦查机关提出辩护意见。侦查阶段，我们虽然不能查阅案卷，但可以根据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向侦查机关提出辩护意见。比如，如果我们认为犯罪嫌疑人没有传递职责，不构成犯罪，就可以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他们撤销案件。如果我们认为案件存在疑点，也可以提出，建议他们补充侦查。

第三，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如果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了，我们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申请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拒传、假传军令罪虽然是军职罪，但如果情节较轻，没有社会危险性，也是可以取保候审的。

第四，关注侦查活动的合法性。我们要监督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有没有刑讯逼供、诱供、骗供等情况。如果发现有违法取证的情况，要及时提出，要求排除非法证据。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重点

审查起诉阶段是承上启下的阶段，也是辩护的黄金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全面了解案件情况，然后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争取不起诉或者改变定性。

在拒传、假传军令罪的审查起诉阶段，我认为辩护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面查阅案卷材料，审查证据。这是审查起诉阶段最主要的工作。我们要仔细查阅所有的证据材料，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鉴定意见等等。通过审查证据，我们要找出证据之间的矛盾，找出证据的疑点，找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

第二，会见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查阅案卷后，我们要再次会见犯罪嫌疑人，把案卷中的证据和他核实，看看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有出入。同时，我们还要向他了解一些案卷中没有提到的情况，寻找新的辩护线索。

第三，调查取证，收集有利证据。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有调查取证的权利。我们可以根据案件情况，收集一些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比如，找证人了解情况，收集书证、物证等等。当然，调查取证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违法取证。

第四，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这是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工作的落脚点。我们要根据案件情况，向检察院提出详细的辩护意见。如果我们认为不构成犯罪，就建议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如果我们认为构成犯罪，但定性不准，就建议检察院改变定性。如果我们认为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就建议检察院在量刑建议中予以考虑。

（三）审判阶段的辩护重点

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也是辩护的关键时期。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出庭支持辩护，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向法庭阐明我们的辩护观点，争取对被告人有利的判决。

在拒传、假传军令罪的审判阶段，我认为辩护的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做好庭审准备工作。开庭前，我们要仔细研究案卷，制定详细的辩护方案。我们要准备好质证意见，准备好发问提纲，准备好辩护词。同时，我们还要会见被告人，告诉他庭审的程序，告诉他如何应对发问，如何进行最后陈述。

第二，做好法庭调查工作。法庭调查是庭审的核心环节，证据都要在法庭上出示、质证。我们作为辩护人，要认真听取公诉人出示的证据，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质证。对于不真实、不合法、没有关联性的证据，要提出异议。同时，我们还要向被告人、证人发问，通过发问来查明案件事实，展示对被告人有利的情节。

第三，做好法庭辩论工作。法庭辩论是双方观点交锋的环节。我们要认真听取公诉人的公诉意见，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反驳。我们要从事实、证据、法律等多个方面，全面阐述我们的辩护观点。我们的辩护词要逻辑清晰，论证充分，有说服力。

第四，做好最后陈述的引导工作。最后陈述是被告人的权利，也是他向法庭表达自己想法的最后机会。我们要引导被告人，让他在最后陈述中，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争取法庭的同情和理解。当然，最后陈述不能脱离事实，不能胡搅蛮缠。

八、辩护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探讨

（一）平时与战时的区分问题

根据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拒传、假传军令罪的条文里没有明确说"战时"，但从条文的内容来看，"对作战造成危害"，显然是针对战时或者军事行动的。那么，平时有没有可能构成拒传、假传军令罪呢？

这个问题在理论界有争议。有人认为，这个罪只能在战时构成，平时不构成。因为只有战时才有"作战"，平时没有作战，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作战造成危害"。也有人认为，平时也可能构成，因为平时也有军事演习、战备执勤等军事行动，这些行动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作战"。

我倾向于第二种观点。我认为，拒传、假传军令罪不仅可以在战时构成，在平时的军事演习、战备执勤等军事行动中也可以构成。因为这些军事行动虽然不是真正的战争，但也是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在这些行动中，拒传、假传军令，同样会对军事行动造成危害，同样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所以，应该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

当然，平时的军事行动和真正的战时还是有区别的。在量刑的时候，应该有所区别。对于在真正的战时拒传、假传军令的，应该从重处罚。对于在平时的军事演习、战备执勤中拒传、假传军令的，可以相对从轻一些。

（二）军令与一般指示的区分问题

什么是军令？是不是上级的所有指示都是军令？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只有拒传、假传的是"军令"，才构成这个罪。如果只是一般的指示、通知，那就不构成这个罪。

我认为，军令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权威性。军令是由有权的指挥员或者指挥机关作出的，具有权威性。第二，强制性。军令必须执行，不执行就要受到处罚。第三，作战相关性。军令应该是与作战或者军事行动直接相关的。第四，明确性。军令的内容应该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根据这几个特征，我们就可以将军令和一般的指示、通知区分开来。比如，上级关于作战部署、兵力调动、火力配置的命令，就是典型的军令。而上级关于日常管理、政治学习、后勤保障的一般指示，就不是军令。

当然，这个界限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清晰。比如，在战时，后勤保障的命令可能也直接关系到作战的胜负，那算不算军令呢？我认为，只要是与作战直接相关的，对作战有直接影响的命令，都应该算军令。如果只是日常的后勤工作，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那就不算。

（三）执行违法命令的责任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级的命令本身就是违法的，下级拒绝传递这个命令，算不算拒传军令？

比如，上级指挥员下令枪杀俘虏，这显然是违法的，是违反国际法和战争法的。负责传递命令的通信兵，拒绝传递这个命令，算不算拒传军令？

我认为，不算。因为违法的命令不是有效的命令，下级没有义务执行，也没有义务传递。对于违法的命令，下级不仅可以拒绝执行，还应该拒绝传递。如果明知是违法的命令，还去传递，那反而可能构成共同犯罪。

当然，这个问题在实践中比较复杂。因为命令是不是违法，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判断。而且，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如果下级随便以命令违法为由拒绝传递，那指挥体系就乱了。

所以，我认为，对于明显违法的命令，比如枪杀俘虏、残害平民这种，下级有权拒绝传递，也应该拒绝传递。但对于一般的、有争议的命令，下级还是应该先传递，然后可以提出异议。不能因为自己有不同意见，就拒绝传递。

结语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我刚入行时，我的导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军职罪辩护，既要懂法，也要懂军；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也要维护军队的战斗力。"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

拒传、假传军令罪，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罪名。它关系到军令的畅通，关系到军队的指挥体系，关系到国家的军事利益。我们作为辩护律师，办理这类案件，不能简单地为了辩护而辩护，不能为了给当事人开脱责任就罔顾事实和法律。我们要在法律的框架内，在维护军队战斗力的前提下，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我也要提醒所有的军人，特别是从事通信、参谋工作的同志们，军令传递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马虎。你们手中的电台、你们口中的命令，关系到战友的生命，关系到战斗的胜负，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一定要恪尽职守，一丝不苟，确保军令畅通无阻。

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客观的原因，导致军令传递出现了问题，也不要过于恐慌。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机关会查明事实，作出公正的处理。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要及时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

军事刑事辩护，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我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用我的专业知识，为更多的军人提供法律帮助，为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军队的纯洁和巩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我要郑重地提醒大家：军令如山，责任如天。每一位军人都要牢记自己的职责使命，敬畏军令，严守纪律。同时，也要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在法治的轨道上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才能打赢未来的信息化战争。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