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一、一个村庄里的"媳妇"

2020年春天，我接到一个来自贵州偏远山区的法律援助案件。当事人叫刘德贵，四十七岁，苗族，小学文化，农民。他被指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他的"妻子"王秀兰，是二十三年前被人贩子从云南拐卖到贵州的。

我第一次见到刘德贵是在县看守所。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双手粗糙如树皮，眼神中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既有惶恐，也有不解，还有一种深埋在心底的执拗。他开口第一句话是："律师，秀兰是我花了两千块钱买来的，可我对她好啊，她给我生了两个娃，我们家日子过得好好的，怎么就犯罪了？"

这个问题，我无法用简单的是或否来回答。从法律上看，刘德贵的行为毫无疑问构成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得明明白白。但从人情上看，二十三年的朝夕相处、两个孩子的抚养、一个家庭的维系，这些事实又让简单的法律定性显得苍白无力。

这不是一个可以用非黑即白来判断的案件。在刘德贵和王秀兰的故事背后，是一个更为沉重的社会现实----在中国偏远农村，收买被拐卖妇女做妻子的现象并非个案。它根植于贫困、性别比例失衡、婚嫁成本高企等深层问题之中，是一把打不开的死锁。刑法可以惩罚收买者，但刑法解决不了这些深层问题。作为辩护律师，我的职责是在法律的框架内为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利，同时也通过案件的辩护，呈现法律与人情的张力，推动司法对这一问题的审慎思考。

二、罪与非罪的边界----收买行为与民间婚姻的灰色地带

（一）收买的法律定义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收买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客观上实施了收买行为----即以金钱或其他财物作为对价，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买下；第二，主观上明知或应知被收买者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第三，收买对象确实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这三个要件中，"明知或应知"是最具争议性的主观要素。在实践中，许多收买者声称自己不知道对方是被拐卖的，以为只是正常的"介绍婚姻"或"买卖婚姻"。这种辩解是否成立，取决于具体的案情----如果收买者通过中间人介绍、支付了明显高于正常婚介费用的金额、被收买者有明显的不情愿表现，则可以推定收买者"应知"对方是被拐卖的。

（二）买卖婚姻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买卖婚姻"是一种延续已久的社会现象----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高额彩礼，以换取婚姻关系的成立。这种婚姻虽然在伦理上存有争议，但在法律上并不构成犯罪----因为女方并非被拐卖，她是自愿（或在家庭压力下"自愿"）出嫁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与买卖婚姻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妇女是被拐骗、绑架后被迫出卖的，缺乏人身自由和意思自治；后者的妇女虽然可能受到家庭压力，但并未丧失人身自由。这一区别在理论上清晰，但在实践中模糊----有些被拐卖的妇女在"收买"后获得了有限的人身自由，甚至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产生了对收买者的感情依恋，这使得"是否丧失人身自由"的判断变得复杂。

刘德贵案中，王秀兰在最初被拐卖到刘德贵家时，确实失去了人身自由----她被锁在房间里，无法与外界联系。但在随后的一年里，她逐渐获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外出赶集、串门，甚至曾独自回到云南老家探亲（但她选择回到了刘德贵家）。这种从"失去自由"到"有限自由"的变化，是否影响了收买行为的定性？

（三）"善意收买"的可能性

一个在学理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是：是否存在"善意收买"的可能？即收买者确实不知道对方是被拐卖的，以为是在正常婚介渠道中认识的。如果收买者确实缺乏"明知或应知"的主观要素，则不构成犯罪。

但在实践中，"善意收买"几乎不可能成立。原因在于：被拐卖的妇女通常来自异地、语言不通、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不情愿、收买价格远低于正常彩礼----这些客观事实足以推定收买者"应知"对方是被拐卖的。刘德贵案中，王秀兰是从云南被拐卖到贵州的，语言（方言）与当地不同，且在"交易"时明显表现出恐惧和抗拒。刘德贵作为一个具有正常认知能力的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王秀兰是被拐卖的。

三、"不阻碍解救"----从宽情节的辩护要点

（一）法定从宽情节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中最重要的法定从宽情节。

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鼓励收买者配合解救行动，减少被拐卖妇女儿童的身心伤害。如果收买者不仅不阻碍解救，还积极协助被拐卖者返回原居住地，则可以获得更大幅度的从宽----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不阻碍解救"的认定标准

"不阻碍解救"的字面含义是：当公安机关或其他解救主体前来解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时，收买者未实施阻碍行为。但"不阻碍"是仅指消极的不作为，还是也包括积极的配合？

我认为，"不阻碍"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消极的不阻碍，也包括积极的配合。如果收买者不仅没有阻拦解救人员，还主动提供了被拐卖者的下落信息，协助解救，则应当认定为"不阻碍解救"并给予从宽处罚。反之，如果收买者虽然最终没有使用暴力阻碍解救，但在过程中采取了隐匿被拐卖者、拖延解救时间、对解救人员进行言语威胁等方式干扰解救，则不应认定为"不阻碍解救"。

刘德贵案中，当公安机关前来解救王秀兰时，刘德贵并未阻拦，而是主动打开房门，让王秀兰与公安人员见面。王秀兰当时表示愿意跟随公安人员离开，刘德贵也未阻止。虽然他在事后痛哭流涕，但他确实"不阻碍解救"。这一情节是辩护的重点。

（三）"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的认定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六款还规定了"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从宽情节。这一条款的适用前提是：被买妇女明确表示了返回原居住地的意愿，且收买者未阻碍其返回。

在实践中，被买妇女的"意愿"有时并不清晰。长期共同生活后，有些被拐卖的妇女对收买者产生了复杂的情感----既有对被拐卖的怨恨，也有对共同生活的留恋，还有对子女的牵挂。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被买妇女的"意愿"？

刘德贵案中，王秀兰在被解救后表示："我不想回云南了，我的孩子在这里，我的家也在这里。"这一表态使得"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这一从宽情节的适用变得微妙----王秀兰不愿返回原居住地，但她不返回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简单等同于"自愿留在收买者身边"。她在侦查阶段也明确表示，最初被拐卖时她是被迫的，她曾经想过逃跑但找不到出路，后来因为孩子而放弃了逃离的念头。

这种复杂的意愿表达，要求司法者在认定从宽情节时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不能仅凭被买妇女的一句"不想回去"就否定从宽情节的适用。

四、与拐卖犯罪的共犯区分----一个关键的定性问题

（一）收买者与拐卖者的关系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与拐卖妇女罪是两个独立的罪名，但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拐卖者实施的是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的行为，收买者实施的是以金钱购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收买者不是拐卖者的共犯----他们只是"买家"，并未参与拐卖的实行行为。

但如果收买者不仅收买了被拐卖的妇女，还参与了拐卖的其他环节----例如向拐卖者提供了妇女的信息、协助拐卖者运输妇女等----则可能构成拐卖妇女罪的共犯。这一区分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远高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前者的法定最低刑为五年，最高可至死刑；后者的法定最高刑仅为三年。

（二）"收买后又出卖"的定性

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五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又出卖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收买后又出卖的，不再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论处，而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这是因为收买后又出卖的行为，在实质上已经从"收买者"转变为"拐卖者"，其社会危害性与拐卖行为相当。

但如果收买者在收买后多年才出卖，是否仍然适用这一条款？我认为应当区分情况：如果收买者在收买时就有出卖的意图，则其收买行为本身就是拐卖行为的一部分，应直接以拐卖妇女罪论处；如果收买者在收买时没有出卖的意图，是在长期共同生活后因其他原因才出卖，则其收买行为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出卖行为构成拐卖妇女罪，应数罪并罚。

（三）收买者教唆拐卖的认定

在某些案件中，收买者不仅是被动的"买家"，还是拐卖行为的教唆者----他主动联系人贩子，提出要"买"一个媳妇，并提供了具体要求（年龄、外貌等）。在这种情况下，收买者与拐卖者之间存在犯意联络和行为配合，收买者应当被认定为拐卖妇女罪的共犯。

刘德贵案中，控方一度主张刘德贵是拐卖妇女罪的共犯，理由是刘德贵曾向中间人表达了"想买个媳妇"的意愿。但经审查发现，刘德贵虽然表达了这一意愿，但他并未参与任何拐骗、运输妇女的行为，他只是在中间人将王秀兰带到他面前时才参与了"交易"。法院最终认定刘德贵不构成拐卖妇女罪的共犯，仅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论处。

五、农村收买现状----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议题

（一）贫困与性别失衡的双重困境

刘德贵案不是孤例。在中国中西部偏远农村，因贫困导致的婚姻挤压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大量适婚男性因经济条件差、居住地偏远、文化程度低而无法通过正常婚恋渠道找到配偶，从而将目光投向了"买妻"这一灰色渠道。

这一现象的根源是深层的。一方面，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女性大量流向城市，农村适婚女性严重短缺；另一方面，高额彩礼和婚嫁成本使得贫困男性无力通过正常渠道成婚。在这样的背景下，"买妻"成为了一种扭曲的"供需对接"----虽然违法，但在供需失衡的土壤中具有某种"必然性"。

（二）从"收买"到"家庭"的复杂演变

刘德贵和王秀兰的故事，折射出收买被拐卖妇女案件中一个普遍而复杂的现实：从"收买"到"家庭"的演变。许多被拐卖的妇女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与收买者建立了复杂的情感关系----这种关系既有被迫的成分，也有在朝夕相处中自然产生的亲情和依赖。她们生下了孩子，操持着家务，融入了村庄的社交网络。当公安机关前来解救时，她们面临的不是简单的"获救"或"回家"，而是在两段人生之间的撕裂。

王秀兰在被解救后，面对的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如果回到云南老家，她将离开生活了二十三年的"家"，离开两个孩子；如果留在贵州，她又如何面对那段被迫的开始？最终，王秀兰选择了留在贵州，但她的选择并不能简单地解读为"自愿"----她的"自愿"是在有限选项下的被迫选择，是在伤害与更深的伤害之间的两难抉择。

（三）人权视角下的多重审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涉及多重人权的冲突与平衡。被拐卖者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必须得到保护，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收买者的家庭权和子女的抚养权也需要被关注。当法律以解救的名义将一个"家庭"拆散时，这种拆散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正当的？

这不是一个可以在法学框架内轻松回答的问题。它涉及人权哲学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张力，也涉及女性主义法学中"自主选择"与"结构压迫"的论争。作为辩护律师，我不需要对这些问题给出终极答案，但我有责任在辩护中将这些复杂性呈现出来，让司法者意识到：每一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案件背后，都有比法条更为复杂的人间故事。

（四）被拐卖者的后续安置

在讨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时，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是：被拐卖者获救后怎么办？她们回到原籍后能否融入？她们的子女如何安置？她们的经济来源如何保障？

王秀兰案中，王秀兰选择留在贵州，但她的生活并不容易。刘德贵被判处缓刑后，在村里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王秀兰也承受着"被买来的媳妇"这一标签带来的社会压力。两个孩子在学校被同学嘲笑，成绩一落千丈。这个曾经"过得好好的"家庭，在法律介入后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

这不是说法律不应该介入----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正义的。但法律的介入应当伴随社会支持的跟进----被拐卖者的心理辅导、经济援助、子女教育支持等。如果只有法律的"打击"而没有社会的"修复"，那么打击的代价将由最脆弱的人----被拐卖者及其子女----来承受。这是我们在讨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司法适用时必须正视的问题。

（五）基层执法的两难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执法在基层面临特殊困境。在许多偏远村庄，"买来的媳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全村人乃至村干部都心知肚明。但在执法时，基层民警面临两难：如果严格执法，可能拆散已经形成多年的家庭，引发社会不稳定；如果不执法，则等于默许了拐卖犯罪的存在，损害法律权威。

这种两难导致了一个尴尬的现实----许多收买行为在发生后很长时间内未受到追诉，直到某次专项行动或被拐卖者主动报案才案发。执法的滞后性使得"追诉时效"成为一个常见的辩点，但在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中，追诉时效的计算存在争议----收买行为是一个持续行为还是一个即时行为？如果认为是持续行为，则追诉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可能不存在时效问题；如果认为是即时行为，则追诉时效从收买之日起算，经过五年后即不得追诉。

我倾向于认为收买行为是一个即时行为----它发生在支付对价、取得对被拐卖者控制的那个时刻。此后的共同生活是收买行为的后果，而非收买行为的延续。但司法实践中，许多法院将收买行为认定为持续行为，从而回避了追诉时效的问题。这一认定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探讨。

六、辩护策略的具体展开

（一）主观方面的辩护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要求行为人"明知"或"应知"收买对象是被拐卖的妇女。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确实不知道对方是被拐卖的，则不构成犯罪。但这种辩护在多数情况下难以成立----正如前文分析，被拐卖妇女的客观状况通常足以推定收买者的"应知"。

在主观方面的辩护中，更有效的方式是区分"收买故意"的程度----如果收买者只是被动地"接受"了中间人的安排，而非主动地"寻求"收买，则其主观恶性相对较轻。刘德贵案中，我以此为由进行了辩护，主张刘德贵虽然"应知"王秀兰是被拐卖的，但他并非主动寻找被拐卖妇女，而是在中间人介绍下被动参与了收买行为，主观恶性相对较低。

（二）从宽情节的充分挖掘

如前文所述，"不阻碍解救"和"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是最重要的法定从宽情节。在辩护中，应当尽可能收集证据证明这两个情节的成立----包括公安机关解救过程的记录、被买妇女的陈述、村干部的证言等。

此外，还应注意以下酌定从宽情节：收买后未对被拐卖者实施虐待或暴力行为、积极保障被拐卖者的基本生活条件、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关系、子女尚未成年需要抚养等。这些情节虽然不是法定从宽事由，但在量刑时可以被法院酌情考量。

（三）罪轻辩护与量刑协商

在多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案件中，罪与非罪的辩护空间有限，罪轻辩护更为务实。具体策略包括：争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适用、争取缓刑的适用、争取免予刑事处罚等。在量刑协商中，收买者的认罪态度、配合解救的表现、对被拐卖者的赔偿情况等都是重要的协商筹码。

刘德贵案中，我积极与检察机关沟通，提出刘德贵具有"不阻碍解救"和"对被买妇女没有虐待行为"两个法定从宽情节，且系初犯、文化程度低、认罪态度好，建议适用缓刑。检察机关最终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法院采纳了这一建议。

七、立法演变的审视----从轻罚到重罚的趋势

（一）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的修改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作出了重要修改，将法定刑从"依照本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修改为独立设定法定刑，并删除了原有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修改后的法条明确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独立法定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保留了对配合解救者的从宽规定。

这一修改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不再被"从轻发落"，即使收买者配合解救，也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立法变化体现了国家对拐卖犯罪"零容忍"的态度，也回应了社会公众对收买者"违法成本低"的批评。

（二）辩护策略的相应调整

立法修改后，"免予刑事处罚"的空间大幅缩减，辩护策略需要相应调整。在新的法律框架下，辩护律师应将重点从"争取不追究刑事责任"转向"争取从轻或减轻处罚"以及"争取缓刑适用"。这要求辩护律师更加注重从宽情节的证据收集和论证，尤其是在"不阻碍解救""未实施虐待""积极赔偿"等方面。

八、案例回溯----刘德贵案的结局

刘德贵案最终以缓刑结案。法院认定刘德贵犯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判决书在说理部分详细论证了"不阻碍解救"情节的成立，并考虑了刘德贵与王秀兰长期共同生活、子女尚未成年等酌定从宽情节。

这个结果在法律上是公正的----刘德贵的犯罪行为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法律的温度也通过缓刑的适用得以体现。但公正的法律判决并不等于公正的社会结果。判决之后，刘德贵一家的生活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村里人的异样目光、孩子的心理阴影、王秀兰的身份焦虑，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份判决书能够解决的。

宣判那天，刘德贵走出法庭，看到门口等候的王秀兰和两个孩子。他们四个人站在一起，沉默了很久。这个"家庭"在外人看来是扭曲的----始于犯罪，成于无奈，但在二十三年的岁月里，也生长出了某些无法被法条定义的东西。那些东西，也许是苦难中开出的花，也许只是困兽自欺的幻觉，但无论如何，它们是真实的。

九、余思----当法律遇上人间

办理刘德山案让我深刻意识到，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可能是刑法中最为纠结的罪名之一。它涉及的不是简单的"好人"与"坏人"的划分，而是贫困、性别失衡、文化差异、人权冲突等多重社会问题的交汇。法律可以惩罚收买者，但法律无法消解这些问题。

我不是在为收买行为辩护----收买被拐卖的妇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的侵犯，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我想指出，在惩罚收买者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消除催生收买行为的社会土壤？如何为偏远农村的适婚男性提供正常的婚恋渠道？如何帮助被拐卖者在解救后重建生活？

刑法的利剑应当斩断的是拐卖的链条，而不仅仅是链条末端的收买者。当我们在法庭上为一个收买者辩护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深层困境。法律的责任是惩恶，但法律之外的责任是治本。只有当贫困不再迫使人们走向犯罪，当性别不再成为交易的商品，当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尊严都得到真正的尊重，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才可能真正从刑法中消失。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这些法律人能做的，就是在每一个案件中守住公正的底线，同时不断地向这个世界追问：是什么让一个人不得不"买"一个妻子？又是什么让一个社会对此沉默了太久？法律的惩罚可以终结一个人的犯罪，但只有社会的觉醒才能终结一个时代的沉默。

那间贵州山村的老屋里，墙上还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四个人笑得很拘谨，但也在笑。那张照片里有一种法律无法解读的复杂----它既是犯罪的证据，也是一个家庭存在的证明。当法律与人间相遇时，总有些东西落在法条的缝隙里，无处安放。而那些无处安放的东西，恰恰是人性最真实的部分。我们捍卫法律，不是因为法律完美无缺，而是因为没有法律的世界更加黑暗。但在捍卫法律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记得：法律的终极目的不是惩罚，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有尊严地活着。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