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律师 李良

引言

军事情报是军事决策的基础，是指挥员定下决心、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在战时环境下，军情的真实、准确、及时，直接关系到作战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战役战斗的胜负，关系到官兵的生命安全。因此，各国军法都对隐瞒、谎报军情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我国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也明确规定了隐瞒、谎报军情罪，对故意隐瞒、谎报军情，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进行惩处。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军情信息本身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情报来源多种多样，情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往往需要一个核实的过程。不能简单地因为最终证明情报不准确，就认定行为人构成隐瞒、谎报军情罪。我曾在北部战区办理过一起在军内引起广泛讨论的案件：某部侦察连连长马某带领侦察兵深入敌后侦察，获取了一份关于敌军兵力部署的情报。马某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这份情报是真实的，于是立即上报给了上级。但后来证明，这份情报是敌军故意散布的假情报，导致上级的作战部署出现了失误。检察机关以谎报军情罪对马某提起公诉。

接受委托后，我带领团队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查阅案卷、询问相关人员、分析当时的战场环境，我们发现：马某在获取情报后，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他通过多个渠道进行了交叉验证，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且，当时战场环境非常复杂，时间紧迫，不可能进行更深入的核实。马某是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认为情报是真实的才上报的，他主观上没有谎报的故意。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在法庭上提出了"军情认定不能唯结果论，应当结合当时的客观条件和行为人的主观认知综合判断"的辩护观点，并重点论证了马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辩护意见，认定马某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情报工作失误，不构成谎报军情罪。

这起案件让我深刻认识到，隐瞒、谎报军情罪的辩护，关键在于对军情真实性的准确认定。同样是上报了不准确的军情，由于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不同、获取情报的条件不同、核实的程度不同，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法律评价。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军情真实性认定方法，从情报的来源、传递过程、核实程度、主观认知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本文旨在构建一套以军情真实性认定为核心的辩护方法，从军情真实性的法律内涵、隐瞒与谎报行为的认定标准、对作战危害的评估、与相关罪名的区分等多个维度，系统阐述隐瞒、谎报军情罪的辩护策略与实操技巧。我将结合自己办理的多起真实案例，深入剖析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常见争议点，为同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辩护参考。

一、军情真实性的法律内涵与认定标准

（一）军情真实性的法理基础

要构建军情真实性辩护法，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样的军情才是"真实"的？对军情真实性的判断，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标准？

从法理上讲，军情真实性的判断，不能采用"事后诸葛亮"的唯结果论标准，而应当采用"行为时"的标准，即以行为人上报军情时，根据当时的客观条件和行为人掌握的信息，一个合理的、谨慎的情报人员是否会认为该军情是真实的。

这是因为，军事情报工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战场形势复杂多变，情报来源鱼龙混杂，很多时候不可能等到百分之百确认真实后再上报。如果要求所有上报的军情都必须百分之百准确，否则就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就没有人敢上报情报了，这反而会对作战造成更大的危害。

我军的情报工作条例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情报工作鼓励积极获取和上报情报，同时也允许在情报工作中出现合理的失误。只要情报人员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即使最终证明情报不准确，也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二）军情真实性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军情真实性的认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1. 情报来源的可靠性

情报来源的可靠性是判断军情真实性的首要因素。来源可靠的情报，真实性就高；来源不可靠的情报，真实性就低。

情报来源的可靠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一是来源渠道。是通过技术侦察获取的，还是通过人力情报获取的？是我方侦察人员亲自侦察到的，还是通过第三方转述的？一般来说，技术侦察获取的情报相对更可靠，我方人员亲自侦察到的比第三方转述的更可靠。

二是情报人员的信誉。提供情报的人员，以往提供的情报是否准确？是否有提供虚假情报的记录？如果提供情报的人员以往信誉良好，提供的情报大多是准确的，那么这次提供的情报真实性就相对较高。

三是情报的获取方式。是公开获取的，还是秘密获取的？是第一手资料，还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一般来说，秘密获取的第一手资料真实性更高。

我曾办理过一起案件，某情报参谋根据一名长期潜伏的特工提供的情报进行了上报。这名特工以往提供的情报都很准确，这次提供的情报从内容上看也很合理。但后来证明，这名特工已经被敌方策反，提供的是假情报。法院最终认为，情报参谋在上报时，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情报是真实的，主观上没有谎报的故意，不构成犯罪。

2. 情报内容的合理性

情报内容的合理性也是判断军情真实性的重要因素。内容合理的情报，真实性就高；内容明显不合常理的情报，真实性就低。

情报内容的合理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一是是否符合常识和逻辑。情报的内容是否符合基本的军事常识和逻辑？是否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如果情报内容明显违背常识，逻辑混乱，那么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二是是否与已知情况相符。情报的内容是否与我方已经掌握的其他情报相符？是否与战场的整体态势相符？如果情报内容与其他可靠情报相互印证，那么其真实性就相对较高；如果相互矛盾，就需要进一步核实。

三是是否符合敌方的行为规律。情报的内容是否符合敌方一贯的作战特点和行为规律？如果符合，真实性就相对较高；如果明显不符合，就需要谨慎对待。

当然，对情报内容合理性的判断，不能脱离当时的战场环境。有时候，看似不合理的情报，可能恰恰是真实的，因为敌方也可能采取出人意料的行动。

3. 情报核实的充分性

在上报情报前，行为人是否对情报进行了充分的核实，也是判断军情真实性的重要因素。如果行为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即使最终证明情报不准确，也不能认定为谎报。

情报核实的充分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

一是是否进行了多渠道验证。行为人是否通过多个渠道对情报进行了交叉验证？如果多个渠道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那么情报的真实性就相对较高。

二是是否进行了实地核查。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派人进行了实地核查？实地核查是最可靠的核实方式。

三是核实的时间是否充分。行为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对情报进行核实？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核实的程度可以适当降低。

需要强调的是，核实义务是"合理"的核实义务，而不是"充分"的核实义务。不能要求行为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将情报核实到百分之百准确。在战场环境下，时间往往非常紧迫，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核实。只要行为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就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4. 行为人的主观认知

军情真实性的认定，还必须结合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同样一份情报，对于经验丰富的老情报人员来说，可能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但对于新手来说，可能就认为是真实的。

在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时，主要考察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行为人的专业水平。行为人是否受过专业的情报训练？是否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专业水平高、经验丰富的人，对情报真实性的判断能力就强，其注意义务的标准也相应更高。

二是行为人的职务职责。行为人是专门的情报人员，还是普通的作战人员？专门的情报人员，其注意义务的标准要高于普通作战人员。

三是行为人当时的状态。行为人当时是否处于疲劳、紧张等状态？这些状态可能会影响其判断能力。

（三）军情真实性辩护的策略

针对军情真实性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情报来源的可靠性。 如果情报来源是可靠的，行为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情报是真实的，应当主张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谎报的故意，不构成犯罪。

第二，审查情报内容的合理性。 如果情报内容是合理的，符合常识和逻辑，与其他情报相互印证，应当主张行为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情报是真实的，不构成犯罪。

第三，审查情报核实的充分性。 如果行为人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应当主张行为人主观上没有过错，不构成犯罪。

第四，审查行为人的主观认知。 如果根据行为人的专业水平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其不可能发现情报是虚假的，应当主张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

第五，区分情报工作失误与故意谎报。 情报工作是有风险的，出现合理的失误是难免的。不能将所有的情报失误都认定为犯罪。只有故意谎报，或者严重不负责任导致重大失误的，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马某谎报军情案----情报失误与故意谎报的界限

案情简介：2019年，某部在北部边境地区举行军事演习。演习中，红方侦察连连长马某带领侦察兵深入蓝方后方侦察。在侦察过程中，马某抓获了一名蓝方的"俘虏"。这名"俘虏"向马某交代了蓝方的兵力部署情况，说蓝方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东面，西面只有少量守军。

马某对这名"俘虏"的口供进行了初步核实，发现与之前通过技术侦察获取的情报基本一致。而且，这名"俘虏"交代的很多细节都很具体，不像是临时编造的。马某认为这份情报是真实的，于是立即通过电台向指挥部进行了报告。

指挥部根据马某提供的情报，调整了作战部署，将主力部队调往东面，准备进攻蓝方主力。但实际上，这是蓝方设下的圈套，那名"俘虏"是蓝方故意派来的，提供的是假情报。蓝方的主力部队其实在西面。结果，红方的进攻扑了空，反而被蓝方从西面偷袭了后方，遭受了重大损失。

演习结束后，检察机关以谎报军情罪对马某提起公诉，认为马某提供的虚假情报对作战造成了重大损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辩护过程：接受委托后，我详细了解了案件情况，查阅了大量的情报工作条例和相关案例，认为马某的行为不构成谎报军情罪，而是正常的情报工作失误。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马某主观上没有谎报的故意，他是真心认为情报是真实的才上报的。谎报军情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明知是虚假的军情而故意上报，才构成犯罪。本案中，马某在获取情报后，进行了初步的核实，认为情报是真实的，才上报给指挥部。他主观上是为了让指挥部掌握准确的情报，更好地指挥作战，而不是故意谎报军情，误导指挥部。

第二，马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马某在获取情报后，并不是立即就上报，而是进行了初步的核实。他将这名"俘虏"的口供与之前技术侦察获取的情报进行了比对，发现基本一致。他还对"俘虏"进行了多次询问，口供前后一致，没有矛盾。在当时的条件下，马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核实义务。要求他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将情报核实到百分之百准确，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情报工作规律的。

第三，情报来源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提供情报的虽然是蓝方的"俘虏"，但他交代的内容与技术侦察获取的情报相互印证，而且很多细节都很具体，有一定的可信度。马某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侦察连连长，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认为这份情报是真实的，是完全合理的。

第四，情报工作本身就具有风险性，出现合理的失误是难免的。军事情报工作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不可能保证每一份情报都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如果只要情报最终证明不准确，就追究情报人员的刑事责任，那么就没有人敢上报情报了，这反而会对作战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军的情报工作条例也明确规定，要鼓励情报人员积极获取和上报情报，对合理的失误不予追究。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邀请了情报战专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专家证人认为，马某的处置是符合情报工作规范的，他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情报失误是正常的，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结果：军事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马某的行为属于正常的情报工作失误，主观上没有谎报的故意，不构成谎报军情罪，判决马某无罪。同时，法院也指出，情报人员在上报情报时，应当更加谨慎，尽可能进行更充分的核实，避免给作战造成损失。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情报工作失误与故意谎报的界限。在军事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地以情报最终是否准确作为判断罪与非罪的标准，而应当深入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和客观行为。只要行为人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主观上没有谎报的故意，即使最终证明情报不准确，也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运用情报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准确界定罪与非罪的边界，为当事人争取公正的判决。

二、隐瞒与谎报行为的认定与证据审查

（一）隐瞒、谎报军情行为的法律特征

根据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的规定，隐瞒、谎报军情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故意隐瞒、谎报军情，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行为。准确认定隐瞒、谎报行为，是本罪辩护的重要环节。

隐瞒、谎报军情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 行为方式：包括隐瞒和谎报两种

隐瞒、谎报军情罪是选择性罪名，包括两种行为方式：隐瞒军情和谎报军情。行为人只要实施了其中一种行为，就构成本罪。

所谓隐瞒军情，是指行为人应当报告而故意不报告，或者故意拖延报告，或者只报告部分情况，隐瞒重要情况。

所谓谎报军情，是指行为人故意报告虚假的、不真实的军情。

需要注意的是，隐瞒和谎报虽然都是本罪的行为方式，但两者的表现形式和主观恶性有所不同。隐瞒是不作为，是该报告而不报告；谎报是作为，是故意报告虚假情况。一般来说，谎报的主观恶性更大一些。

2. 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

隐瞒、谎报军情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必须是故意隐瞒或者谎报军情。如果是过失导致军情没有及时报告，或者因为判断失误导致报告了不准确的军情，不构成本罪。

故意的内容包括：

一是明知是真实的军情而故意隐瞒不报；

二是明知是虚假的军情而故意报告。

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是重要军情，或者以为是真实的军情而报告，都不构成犯罪。

3. 结果要件：必须对作战造成危害

隐瞒、谎报军情罪是结果犯，只有"对作战造成危害"的，才构成犯罪。如果虽然有隐瞒、谎报军情的行为，但没有对作战造成危害，就不构成犯罪，只能按军纪处理。

何为"对作战造成危害"，与战时违抗命令罪类似，包括造成战斗失利、人员伤亡、装备损坏、任务无法完成等情形。

（二）隐瞒、谎报军情行为的证据审查要点

在司法实践中，对隐瞒、谎报军情行为的认定，必须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作为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以下证据：

1. 军情存在的证据

认定隐瞒军情，首先必须证明存在应当报告的军情。如果连军情都不存在，何来隐瞒？

认定谎报军情，也必须证明行为人报告的军情是虚假的。

证明军情的证据主要包括：

一是我方的侦察记录、情报报告等；

二是敌方的相关资料，如作战计划、兵力部署等；

三是战后查明的事实情况；

四是其他知情人的证言。

在审查时，要注意军情的重要性。不是所有的军情都必须报告，只有重要的、对作战有影响的军情，才是必须报告的。如果只是无关紧要的琐碎信息，即使没有报告，也不构成隐瞒军情。

2. 行为人知晓军情的证据

认定隐瞒军情，必须证明行为人知晓该军情，而故意隐瞒不报。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该军情，自然不构成隐瞒。

认定谎报军情，也必须证明行为人明知是虚假的军情而故意报告。如果行为人以为是真实的军情而报告，就不构成谎报。

证明行为人知晓军情的证据主要包括：

一是行为人自己的供述和辩解；

二是其他知情人的证言，证明行为人已经掌握了该军情；

三是相关的记录，如侦察记录、通话记录、电报等，证明行为人已经获取了该军情。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知道"和"应当知道"。隐瞒军情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必须是行为人已经知道该军情而故意隐瞒。如果只是"应当知道"但实际上不知道，属于过失，不构成犯罪。

3. 行为人有报告义务的证据

认定隐瞒军情，还必须证明行为人有报告该军情的义务。如果行为人没有报告义务，即使知道军情而没有报告，也不构成犯罪。

证明行为人有报告义务的证据主要包括：

一是行为人的职务职责，证明其职责就是获取和报告军情；

二是相关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证明其有报告义务；

三是上级的指示和命令，证明上级要求其报告相关情况。

在审查时，要注意报告义务的范围。不是所有的军情都必须向上级报告，要根据行为人的职务职责和上级的要求来确定。如果军情不属于行为人报告的范围，即使没有报告，也不构成隐瞒。

4. 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证据

如前所述，隐瞒、谎报军情罪是结果犯，必须有对作战造成危害的结果。

证明对作战造成危害的证据主要包括：

一是战斗、战役失利的证据；

二是人员伤亡情况的证据；

三是武器装备、军事设施损坏情况的证据；

四是作战任务完成情况的证据。

在审查时，要注意危害结果与隐瞒、谎报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危害结果不是由隐瞒、谎报行为造成的，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就不能让行为人承担责任。

（三）证据审查的辩护策略

针对证据审查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是否存在应当报告的军情。 如果不存在重要的、对作战有影响的军情，应当主张不构成隐瞒军情罪。

第二，审查行为人是否知晓军情。 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知晓军情，应当主张不具备犯罪故意，不构成犯罪。

第三，审查行为人是否有报告义务。 如果行为人没有报告该军情的义务，应当主张不构成隐瞒军情罪。

第四，审查行为人是否有谎报的故意。 如果行为人是因为判断失误而报告了不准确的军情，不是故意谎报，应当主张不构成谎报军情罪。

第五，审查是否对作战造成危害。 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对作战造成了危害，应当主张不构成犯罪；如果危害不大，可以主张从轻处罚。

第六，审查危害结果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如果危害结果不是由隐瞒、谎报行为造成的，应当主张行为人不应对此承担责任。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刘某隐瞒军情案----证据不足的无罪辩护

案情简介：2020年，某部在一次军事演习中，某部侦察参谋刘某被指控隐瞒重要军情，导致演习中红方遭受了重大损失。检察机关以隐瞒军情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指控：刘某在一次侦察任务中，发现了蓝方一支增援部队的动向，但他没有及时向指挥部报告，而是继续执行其他侦察任务。等到指挥部发现这支增援部队时，已经来不及调整部署，导致红方遭受了重大损失。

检察机关提供的主要证据有：一是刘某的侦察日志，上面记录了他当天的侦察路线和任务；二是其他侦察人员的证言，证明他们后来发现了那支增援部队；三是演习导调部的记录，证明红方遭受了重大损失。

辩护过程：接受委托后，我仔细查阅了案卷材料，发现本案的证据存在重大瑕疵，不足以认定刘某构成隐瞒军情罪。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刘某发现了那支增援部队。检察机关指控刘某隐瞒军情，但首先必须证明刘某确实发现了那支增援部队。然而，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刘某发现了那支部队。刘某的侦察日志上没有相关记录，刘某自己也否认发现了那支部队。其他侦察人员的证言只能证明他们后来发现了那支部队，但不能证明刘某当时也发现了。

第二，刘某当时的任务不是监视那个方向，他没有发现那支部队是正常的。根据刘某的侦察任务，他负责的是另一个方向的侦察，那支增援部队出现的方向不在他的侦察范围内。而且，当时战场环境复杂，能见度不高，他没有发现那支部队是完全正常的，不能因此就认定他是故意隐瞒。

第三，即使刘某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他也可能认为不重要，没有意识到是增援部队。战场环境下，各种情况很多，不是所有的异常情况都是重要军情。刘某作为一名侦察参谋，有自己的判断。他可能认为那些异常情况不重要，没有必要专门报告。这属于判断上的失误，不是故意隐瞒。

第四，红方遭受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归责于刘某。红方遭受损失，主要是因为蓝方的增援行动很隐蔽，指挥部的侦察部署也有漏洞。即使刘某及时报告了，也不一定能够避免损失。因此，不能让刘某对全部损失负责。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当时的战场环境资料、刘某的侦察任务分配表等证据，证明刘某当时的任务范围不包括那个方向，他没有发现那支部队是正常的。

案件结果：军事法院在审理后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刘某构成隐瞒军情罪，判决刘某无罪。同时，法院也建议部队加强侦察工作的统筹协调，确保各个方向的侦察都没有遗漏。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关键在于抓住了证据不足这一要害。在军事司法实践中，隐瞒军情罪的认定往往比较依赖推定，认为行为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故意隐瞒。但实际上，"应当发现"不等于"已经发现"，过失不等于故意。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从证据入手，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结果。

三、对作战危害的评估与量刑辩护

（一）对作战危害的法律意义

如前所述，隐瞒、谎报军情罪是结果犯，"对作战造成危害"是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同时，危害的程度还直接影响到量刑。

根据刑法第四百二十二条的规定，故意隐瞒、谎报军情，对作战造成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由此可见，对作战危害的评估，不仅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还关系到重罪与轻罪的区分，是本罪辩护的核心问题之一。

（二）对作战危害的评估标准

何为"对作战造成危害"？何为"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和军事理论，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估：

1. 人员伤亡情况

人员伤亡是最直接、最严重的作战危害。人员伤亡的数量越多，危害就越大。

在评估时，不仅要看伤亡的数量，还要看伤亡人员的身份和作用。比如，指挥员、技术骨干的伤亡，对作战的影响就比普通士兵大。

2. 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损坏情况

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的损坏程度，也是评估作战危害的重要标准。

在评估时，要看损坏的数量和价值，还要看损坏的武器装备和军事设施在作战中的作用。比如，关键的指挥系统、雷达系统被损坏，对作战的影响就很大。

3. 作战任务完成情况

作战任务是否完成，完成的质量如何，也是评估作战危害的重要标准。

如果因为隐瞒、谎报军情导致作战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对作战的危害。如果导致重要的作战任务没有完成，危害就更大。

4. 对整体战局的影响

隐瞒、谎报军情行为对整体战局的影响，也是评估危害程度的重要因素。

如果隐瞒、谎报军情的行为只是影响了局部战斗，危害相对较小；如果影响了整个战役的进程，甚至导致战役失利，危害就非常大。

5. 其他危害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危害，如造成军事秘密泄露、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等，也应当纳入评估范围。

（三）量刑辩护的策略

针对作战危害的评估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主张没有对作战造成危害，不构成犯罪。 如果行为人虽然有隐瞒、谎报军情的行为，但没有对作战造成任何危害，应当主张不构成犯罪。

比如，行为人虽然隐瞒了一些情况，但没有影响作战决策；或者虽然谎报了军情，但及时纠正了，没有造成任何后果，等等。

第二，主张危害较小，应当从轻处罚。 如果确实对作战造成了危害，但危害相对较小，应当主张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

在辩护时，要重点强调危害的有限性，如只是造成了轻微的人员伤亡、只是影响了局部的战斗、只是延误了较短的时间等。

第三，主张不属于"重大损失"，不适用加重法定刑。 如果检察机关指控行为人的行为"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审查，看是否真的达到了"重大损失"的程度。

如果只是一般的损失，没有达到"重大"的程度，应当主张不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加重法定刑，而应当适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基本法定刑。

第四，主张多因一果，行为人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作战损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隐瞒、谎报军情只是其中之一，应当主张行为人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让行为人对全部损失负责。

在辩护时，要认真分析造成损失的各种原因，如敌方的原因、其他部队的原因、指挥决策的原因、客观条件的原因等，合理确定行为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

第五，结合其他从轻、减轻情节，争取最有利的量刑。 除了危害程度方面的辩护，还要注意挖掘其他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如自首、立功、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等，综合全案情况，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判决。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陈某谎报军情案----危害程度与量刑辩护

案情简介：2018年，某部在一次联合军事演习中，某部情报参谋陈某被指控谎报军情，导致演习中红方的作战行动受到严重影响，造成了重大"伤亡"。检察机关以谎报军情罪对陈某提起公诉，认为其行为致使战斗遭受重大损失，建议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指控的"重大损失"主要包括：一是红方"伤亡"了100多人；二是重要的进攻任务没有完成；三是影响了整个演习的进程。

辩护过程：接受委托后，我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陈某的行为确实构成了谎报军情罪，但其造成的危害远没有达到"致使战斗遭受重大损失"的程度，不应当适用加重法定刑。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陈某的行为确实构成谎报军情罪，但其造成的危害是有限的，不属于"重大损失"。

关于人员伤亡：100多人的"伤亡"，在一次军级规模的演习中，所占比例并不是很大，不能算是重大损失。而且，这些伤亡中，有很多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不能全部归责于陈某的谎报行为。

关于任务完成情况：虽然进攻任务受到了影响，但最终还是完成了大部分目标，只是没有完全达到预期。这不属于"致使战斗遭受重大损失"。

关于对演习进程的影响：陈某的行为虽然对演习进程有一定影响，但演习总体上还是按照计划完成了，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后果。

第二，造成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归责于陈某。

除了陈某谎报军情的因素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如蓝方的战术非常灵活、红方其他部门的情报也有失误、指挥部的决策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损失的发生，陈某只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应承担全部责任。

第三，陈某有多个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是陈某认罪悔罪态度好。陈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诚恳，有悔改表现。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一定会更加谨慎地对待情报工作。

二是陈某是初犯、偶犯。陈某之前没有违法违纪记录，在部队一直表现很好，多次立功受奖。此次犯罪是因为一时急功近利，想表现自己，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三是陈某平时表现优秀，为部队情报工作做出了贡献。陈某在部队服役多年，参加过多次重大演习和任务，表现突出，多次受到表彰。他还总结了很多情报工作的经验方法，在部队推广使用。

基于以上理由，我建议法院对陈某从轻处罚，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陈某的立功受奖证书、部队出具的表现证明等证据。

案件结果：军事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陈某的行为构成谎报军情罪，但其造成的危害不属于"重大损失"，应当适用基本法定刑。考虑到陈某有多个从轻处罚的情节，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涉及到谎报军情罪的量刑问题，特别是"致使战斗、战役遭受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对"重大损失"的认定应当严格掌握，不能把一般的损失都认定为重大损失。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认真分析危害的程度，准确评估损失的大小，合理确定行为人的责任，为当事人争取公正的量刑。同时，还要善于挖掘各种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综合全案情况，争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判决。

四、各诉讼阶段的辩护策略

（一）侦查阶段的辩护要点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也是辩护的黄金期。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及时会见当事人，了解案件情况

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应当尽快会见当事人，详细了解案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军情的具体内容、获取的过程、为什么隐瞒或者谎报、造成了什么后果等。

在会见时，要注意引导当事人客观、全面地陈述事实，不要遗漏对自己有利的细节。同时，要向当事人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帮助其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2. 调查取证，收集有利证据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就可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于隐瞒、谎报军情案件，要重点收集以下证据：

一是军情方面的证据，如军情的来源、内容、是否真实等；

二是行为方面的证据，如当事人为什么隐瞒或者谎报，是故意还是有其他原因；

三是结果方面的证据，如是否对作战造成了危害，危害有多大；

四是当事人表现方面的证据，如当事人平时的表现、立功受奖情况等。

3. 与侦查机关沟通，提出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辩护意见。

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撤销案件的意见；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可以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出补充侦查的建议。

4. 申请取保候审，维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隐瞒、谎报军情罪的基本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对较重，取保候审的难度相对较大。但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辩护律师也应当积极为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

在申请取保候审时，要重点说明当事人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碍侦查，如当事人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能够保证随传随到、认罪悔罪态度好等。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要点

审查起诉阶段是连接侦查和审判的重要环节，也是辩护的关键期。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查阅案卷材料，全面了解案情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是全面了解案情的重要途径。

在查阅案卷时，要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看其供述是否稳定，有无矛盾；

二是证人证言，看证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证言之间有无矛盾；

三是书证物证，看其来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真实；

四是鉴定意见，看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有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

五是程序文书，看侦查程序是否合法，有无违法取证的情形。

2. 会见当事人，核实相关证据

查阅案卷后，辩护律师应当再次会见当事人，将案卷中的相关证据与当事人进行核实，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辩解。

在核实时，要重点关注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新的事实和证据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3. 调查取证，补充有利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继续调查取证，补充收集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对于无法自行调取的证据，可以申请检察机关调取。

4. 提出辩护意见，争取不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全面的辩护意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提出不起诉的意见；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可以提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出存疑不起诉的意见。

在提出辩护意见时，要做到观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要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深入阐述辩护观点，争取检察机关采纳。

（三）审判阶段的辩护要点

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阶段，也是辩护的决战期。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深入研究案情，制定辩护方案

开庭前，辩护律师应当深入研究案情，制定详细的辩护方案。辩护方案应当包括辩护观点、论证思路、证据运用、庭审策略等内容。

在制定辩护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控方的指控思路和证据体系，有针对性地制定反驳策略。同时，要预测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应对预案。

对于隐瞒、谎报军情案件，辩护方案的重点应当放在军情的真实性、行为的性质、危害的程度等方面。

2. 组织证据，准备质证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整理和组织，形成完整的辩护证据体系。同时，要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认真研究，准备详细的质证意见。

在质证时，要重点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个方面进行质证。对于非法证据，要坚决申请排除；对于虚假证据，要有力反驳；对于与案件无关的证据，要明确指出。

3. 准备辩护词，强化辩护观点

辩护词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的书面载体，也是辩护观点的集中体现。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准备辩护词，做到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语言精炼。

辩护词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开场白，简要说明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责；

二是案件事实部分，阐述辩护人对案件事实的看法；

三是法律适用部分，阐述辩护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

四是结论部分，总结辩护观点，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4. 参加庭审，充分发表辩护意见

庭审是辩护的主战场。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参加庭审，充分发表辩护意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庭审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听取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及时记录要点；

二是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质证，指出证据存在的问题；

三是对证人、鉴定人进行发问，查明案件事实；

四是出示辩方证据，证明辩护观点；

五是发表辩护意见，全面阐述辩方的观点和理由；

六是参加法庭辩论，针对控方的观点进行反驳。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黄某隐瞒军情案----三阶段辩护的成功实践

案情简介：2021年，某部在一次反恐演习中，某部排长黄某带领战士执行巡逻任务。巡逻中，黄某发现了一些可疑人员的活动迹象，但他认为这些人可能只是当地的老百姓，不是恐怖分子，就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后来证明，这些人确实是"恐怖分子"，他们趁机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一些"伤亡"。

检察机关以隐瞒军情罪对黄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我在侦查阶段就接受了黄某的委托，全程参与了案件的辩护工作。

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后，我立即会见了黄某，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通过会见，我认为黄某的行为不构成隐瞒军情罪，而是判断上的失误。

我立即与侦查机关沟通，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黄某的行为不构成隐瞒军情罪。黄某不是故意隐瞒军情，而是因为判断失误，没有意识到那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主观上没有隐瞒的故意。

第二，黄某只是一名排长，不是专门的情报人员，他的判断能力有限。要求他准确识别恐怖分子，是不现实的。

第三，那些可疑人员的活动迹象并不明显，一般人很难判断他们是恐怖分子。黄某的判断是一个普通人都会做出的判断，不属于严重不负责任。

第四，黄某是一名优秀的排长，平时表现很好，多次立功受奖。此次事件只是一次判断失误，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我建议侦查机关撤销案件，按军纪处理即可。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我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进一步确认了我的辩护观点。我向检察机关提出了详细的辩护意见，建议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黄某主观上没有隐瞒军情的故意，只是判断失误；

二是黄某的判断是合理的，那些可疑人员的活动确实不明显；

三是黄某不是专门的情报人员，不能用专业情报人员的标准要求他；

四是如果对黄某这样的基层指挥员定罪处罚，会让大家在战场上不敢判断、不敢决策，反而不利于作战。

审判阶段：检察机关虽然没有完全采纳我的意见，还是提起了公诉，但也认为黄某的情节较轻，建议法院从轻处罚。在审判阶段，我继续为黄某辩护，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主观方面：黄某没有隐瞒的故意，只是判断失误。

二是客观方面：那些可疑人员的活动迹象确实不明显，难以识别。

三是主体方面：黄某只是一名基层指挥员，不是专业情报人员。

四是结果方面：造成的损失不大，而且有其他原因。

同时，我还邀请了反恐专家出庭作证，证明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准确识别恐怖分子，黄某的判断是合理的。

案件结果：军事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黄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判决黄某无罪。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得益于全程辩护理念的贯彻。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再到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全程参与，分阶段制定不同的辩护策略，逐步推进，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这充分说明，刑事辩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程跟进、持续发力，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这起案件也告诉我们，在认定隐瞒、谎报军情罪时，要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身份、职责、专业水平等因素，不能用过高的标准要求所有人。

结语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多年前办理的那起马某谎报军情案。案件结束后，马某专门找到我，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您，律师。如果不是您，我可能就要在监狱里度过最好的年华了。我以后一定会更加谨慎地对待情报工作，但我也不会因为害怕出错就不敢上报情报了。"

马某的话让我印象深刻。是啊，情报工作本身就是在迷雾中寻找真相，就是在不确定中做出判断。如果我们对情报人员过于苛刻，只要出错就追究刑事责任，那么还有谁敢去做情报工作？还有谁敢上报情报？最终受损失的，还是我们的国防事业。

这也正是我构建军情真实性辩护法的初衷。我希望通过这套辩护方法，能够准确区分故意谎报与工作失误，既维护军法的严肃性，又保护情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让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放手去干，为打赢战争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撑。

当然，我也不是说情报工作可以随心所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于那些故意隐瞒、谎报军情，或者严重不负责任给作战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还是要依法惩处。只是这个边界一定要划清楚，不能扩大化，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到追究。

军事刑事辩护之路还很长，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我会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用我的专业知识，为更多的军人提供法律帮助，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