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律师 李良

引言

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是武装部队的重要标志，是军人身份的象征，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行为，不仅会扰乱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管理秩序，还会损害武装部队的形象和声誉，危害国防利益，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

我曾在北方某工业城市办理过一起涉案数量较大的案件：被告人周某是一家服装加工厂的老板，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擅自生产了500余套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准备销往外地。在生产过程中，被公安机关查获。检察机关以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对周某提起公诉，认为其情节严重，建议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接受委托后，我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查阅案卷和会见周某，我发现本案确实存在一些可以辩护的空间：一是周某生产的所谓"制式服装"，实际上只是款式类似，很多细节都不符合制式服装的标准，严格来说不属于真正的制式服装；二是这些服装还没有销售出去，没有流入社会，造成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三是周某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配合调查。

基于这些发现，我在法庭上提出了"部分事实不构成犯罪、情节相对较轻"的辩护意见，并重点强调了周某的认罪悔罪态度和服装尚未销售的事实。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部分辩护观点，认定周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但考虑到情节相对较轻，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这起案件让我深刻认识到，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辩护，关键在于对制式服装的准确认定。同样的服装，由于是否符合制式标准、是否属于制式服装的范围不同，可能导致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巨大差异。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式服装认定方法，从服装性质、情节评估、后果分析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本文旨在构建一套以制式服装认定为核心的辩护方法，从制式服装的法律认定、情节严重程度的评估、与相关行为的区分等多个维度，系统阐述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辩护策略与实操技巧。我将结合自己办理的多起真实案例，深入剖析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常见争议点，为同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辩护参考。

一、制式服装的法律认定与辩护要点

（一）制式服装的法律内涵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犯罪对象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准确界定制式服装的范围，是本罪辩护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是指武装部队依法统一制作、配发的，具有特定式样、颜色、规格和标志的服装。

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第一，制作主体的特定性。 制式服装必须是由武装部队或者其指定的单位依法统一制作的。

第二，式样的统一性。 制式服装具有统一的式样、颜色、规格和标志，是标准化的服装。

第三，配发对象的特定性。 制式服装是专门配发给武装部队官兵使用的。

第四，功能的特定性。 制式服装不仅具有一般服装的穿着功能，更重要的是具有识别军人身份、体现军队形象、便于作战训练等特定功能。

（二）制式服装的范围界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范围的界定，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1. 制式服装的种类

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种类很多，包括常服、作训服、礼服、大衣、衬衣、裤子、帽子等。只要是武装部队统一制作、配发的服装，都属于制式服装的范围。

2. 制式服装的标志

制式服装通常配有相应的标志，如军衔、肩章、领花、帽徽、胸标、臂章等。这些标志也是制式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单纯的军衔、肩章、领花等标志，是否属于制式服装的范围，理论上存在争议。我认为，这些标志虽然是制式服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本身不是服装，而是服装的配饰。因此，非法生产、买卖这些标志的，不应当认定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可以按其他犯罪处理。

3. 仿制品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仿造的制式服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仿军装"。这些仿造的服装，款式、颜色等与真正的制式服装很相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且不是由武装部队或者其指定的单位制作的。

对于这些仿造的服装，是否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理论上存在争议。我认为，应当根据仿造的程度来认定。如果仿造的程度很高，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正的制式服装，就应当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如果仿造的程度很低，一般人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不是真正的制式服装，就不应当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我曾办理过一起案件，被告人钱某生产了一批"迷彩服"，款式与部队的作训服很相似，但颜色略有不同，而且没有任何部队的标志。检察机关以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提起公诉。我在辩护中指出，这批服装只是普通的迷彩服，不是部队的制式服装，不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制式服装，不构成犯罪。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定不构成犯罪。

（三）制式服装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认定，应当注意以下标准：

1. 法定标准的认定

制式服装必须符合武装部队规定的制式标准。也就是说，服装的式样、颜色、规格、材料、标志等，都必须符合武装部队的统一规定。

如果不符合制式标准，即使款式类似，也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制式服装。

2. 足以误认的认定

对于仿造的制式服装，应当以是否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正的制式服装为标准。

这里的"一般人"，是指具有普通认知能力的人，而不是专业人士。如果一般人在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不是真正的制式服装，就不应当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3. 用途的认定

在认定是否属于制式服装时，还应当考虑行为人的用途。如果行为人生产、买卖的服装，虽然款式类似，但不是用来冒充军人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而是作为普通服装销售的，就不应当认定为本罪的犯罪对象。

比如，一些生产户外服装的厂家，生产的迷彩服款式与部队作训服类似，但主要是作为户外服装销售给普通消费者的，就不应当认定为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

（四）制式服装的辩护策略

针对制式服装的认定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涉案服装是否符合制式标准。 如果涉案服装不符合武装部队规定的制式标准，在式样、颜色、规格、材料、标志等方面与真正的制式服装有明显区别，应当主张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制式服装。

在审查时，要注意从多个方面进行比对，包括服装的款式、颜色、面料、做工、标志等。只有完全符合或者基本符合制式标准的，才能认定为制式服装。

第二，审查涉案服装是否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制式服装。 如果涉案服装仿造的程度很低，一般人很容易就能识别出不是真正的制式服装，应当主张不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

在审查时，要站在一般人的角度进行判断，而不是站在专业人士的角度。一般人难以识别的，就可以认定；一般人很容易识别的，就不应当认定。

第三，审查涉案服装的用途。 如果行为人生产、买卖的服装，不是用来冒充军人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而是作为普通服装销售的，应当主张不构成本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考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和服装的实际用途。如果只是作为普通服装生产、销售，没有用于非法用途，就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第四，区分制式服装与服装配饰。 如果涉案的只是军衔、肩章、领花、帽徽等服装配饰，不是服装本身，应当主张不属于制式服装的范围，不构成本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服装与服装配饰。服装是指穿在身上的衣物；服装配饰是指搭配服装使用的各种标志、饰品等。两者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

（五）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吴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制式服装范围的认定

案情简介：2022年11月，被告人吴某在网上购买了10套"军装"，包括迷彩服、帽子、腰带等。吴某购买这些服装是为了拍短视频用的，他准备拍一些军事题材的短视频，发到网上吸引粉丝。吴某还没有来得及拍视频，就被公安机关查获了。检察机关以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对吴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接受委托后，我详细了解了案件情况，认为吴某购买的服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吴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吴某购买的服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是指武装部队依法统一制作、配发的，具有特定式样、颜色、规格和标志的服装。而吴某购买的这些服装，是从网上买的"演出服"、"道具服"，虽然款式类似，但在面料、做工、细节等方面与真正的制式服装有很大差距，而且没有正规的军种标志、军衔等。它们只是一些仿造的道具服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第二，吴某购买这些服装的目的是拍短视频，不是为了冒充军人或者用于其他非法用途。吴某是一个短视频爱好者，他喜欢军事题材的内容，想买一些类似军装的服装来拍视频，发到网上和大家分享。他没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也没有用于其他非法活动，其主观目的是正当的。

第三，吴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吴某只购买了10套服装，数量很少，而且还没有使用，没有造成任何危害后果。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很小，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第四，吴某认罪悔罪态度好。吴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诚恳，有悔改表现。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吴某购买服装的订单截图，证明他买的是"演出道具服"。同时，我还提交了吴某的短视频账号，证明他确实是拍短视频用的。

案件结果：检察机关在审查后认为，吴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作出了法定不起诉决定。同时，检察机关也对吴某进行了批评教育，告诫他以后注意，不要随意购买类似服装。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所有类似军装的服装都认定为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要严格区分真正的制式服装与仿造的道具服、演出服，区分用于非法用途的服装与用于正当用途的服装。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作为犯罪处理。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分析涉案服装的性质和用途，准确评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一）情节严重的法律意义

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是情节犯，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如果情节不严重，就不构成犯罪。

由此可见，情节是否严重，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是本罪辩护的核心问题。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何为"情节严重"，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和相关司法解释，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

1. 生产、买卖的数量

生产、买卖的制式服装数量越多，情节就越严重。

2. 生产、买卖的对象重要性

生产、买卖的制式服装越重要，情节就越严重。比如，生产、买卖军官制式服装的，就比生产、买卖士兵制式服装的情节严重。

3. 造成的后果

生产、买卖行为造成的后果越严重，情节就越严重。比如，被他人用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都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4.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越大，情节就越严重。比如，以牟利为目的大量生产、买卖的，多次生产、买卖的，屡教不改的，都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5. 其他情节

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如战时生产、买卖的，生产、买卖用于作战的制式服装的等。

（三）情节严重的辩护策略

针对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生产、买卖的数量是否达到严重程度。 如果数量较少，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大量生产、买卖与少量生产、买卖。只有数量较多的，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较少的，不构成犯罪。

第二，审查生产、买卖的对象是否是重要的制式服装。 如果只是一般的制式服装，不是特别重要的，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重要的制式服装与一般的制式服装。生产、买卖重要的，社会危害性更大；生产、买卖一般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第三，审查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 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没有被用于非法用途，没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严重后果与一般后果。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第四，审查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是否较大。 如果行为人主观恶性较小，如只是偶尔生产、买卖一次，不是以牟利为主要目的，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主观恶性大与主观恶性小。主观恶性大的，处罚应当更重；主观恶性小的，处罚应当更轻。

第五，综合全案情况，提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综合全案情况，包括生产、买卖的数量、对象、后果、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认罪悔罪态度等，准确评估情节是否严重。

对于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案件，应当坚决主张不构成犯罪；对于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相对较轻的案件，可以建议从轻处罚。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郑某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情节严重的认定

案情简介：2021年至2023年期间，被告人郑某为了谋取非法利益，在自己的服装加工厂里，先后生产了2000余套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包括常服、作训服、大衣等。郑某将这些服装销往全国各地，非法获利100余万元。后来，郑某的加工厂被公安机关查获，当场缴获尚未销售的制式服装500余套。检察机关以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对郑某提起公诉，认为其情节严重，建议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

辩护过程：我作为郑某的辩护人，在认真研究案情后，认为郑某的行为确实构成了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且情节严重，但也有一些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郑某的行为虽然构成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且情节严重，但其也有一些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二，郑某认罪悔罪态度好。郑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罪行，认罪态度诚恳，有悔改表现。

第三，郑某积极退赃退赔。案发后，郑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缴赃款，其家属也积极筹款，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减少了社会危害性。

第四，郑某是初犯、偶犯。郑某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一直遵纪守法。此次犯罪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受利益驱使，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第五，郑某的家庭情况特殊。郑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如果郑某被判实刑，家里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第六，建议对郑某从轻处罚。考虑到郑某有以上从轻处罚情节，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在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判处。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郑某所在村委会出具的家庭情况证明，证明郑某家庭困难。同时，我还提交了退赃凭证，证明郑某积极退赃。

案件结果：法院在审理后认为，郑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且情节严重，应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但考虑到郑某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退赃退赔，且是初犯，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涉及到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生产、买卖数量较多、违法所得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的案件，一般会认定为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即使是构成犯罪的案件，也有可以辩护的空间。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发现和强调当事人的从轻处罚情节，如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初犯偶犯、家庭困难等，争取对当事人从轻处罚，甚至适用缓刑。

三、与相关行为的区分与辩护要点

（一）与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的区分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与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之间的界限，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 主观目的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生产、买卖制式服装的故意，明知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仍然生产、买卖；而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的行为人主观上是为了生产、销售普通服装，没有生产、买卖制式服装的故意。

2. 行为对象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行为对象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而正常生产经营行为的行为对象是普通服装，虽然可能款式类似，但不属于制式服装的范围。

3. 法律后果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要承担刑事责任；而正常的生产经营行为是合法的，受法律保护。

在司法实践中，区分非法生产、买卖制式服装与正常生产经营行为，应当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服装的性质、用途等因素。

（二）与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的区分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与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在行为方式、主观方面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容易混淆。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

1. 犯罪客体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侵犯的客体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管理秩序和国防利益；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侵犯的客体是警用装备的管理秩序和社会公共安全。

2. 犯罪对象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犯罪对象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的犯罪对象是人民警察的制式服装、警械、警衔标志等警用装备。

这是两罪最主要的区别。如果非法生产、买卖的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就构成前罪；如果是警用装备，就构成后罪。

3. 量刑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两罪的基本刑相同，但前罪有"情节特别严重"的加重处罚情节，后罪没有。

（三）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区分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区别主要在于：

1. 犯罪客体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侵犯的客体是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管理秩序和国防利益；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军队的形象、声誉和正常活动。

2. 行为方式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行为方式是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行为方式是冒充军人招摇撞骗。

3. 犯罪目的不同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目的是非法生产、买卖制式服装，一般具有牟利的目的；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目的是骗取各种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行为人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然后用这些服装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就同时触犯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属于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王某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牵连犯的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023年2月，被告人王某为了骗取他人钱财，从网上购买了一套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和一副假军官证。王某冒充某部队的"中校参谋"，以能够帮助他人办理参军为名，骗取了被害人刘某人民币5万元。后来，刘某发现上当受骗，遂报案。检察机关以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我作为王某的辩护人，在认真研究案情后，认为本案属于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而不是数罪并罚。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本案属于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王某为了骗取他人钱财，购买了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和假军官证，然后冒充军人招摇撞骗。其购买制式服装和证件的行为是手段行为，招摇撞骗的行为是目的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根据牵连犯从一重罪处罚的原则，应当按照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处罚，而不是数罪并罚。

第二，比较两罪的法定刑，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处罚更重。根据刑法规定，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王某骗取了5万元，属于"情节严重"，如果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如果按非法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定罪，只买了一套，可能不构成犯罪，或者最多在三年以下量刑。比较而言，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的处罚更重，因此应当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处罚。

第三，王某认罪悔罪态度好。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诚恳，有悔改表现。

第四，王某积极退赃退赔。案发后，王某积极筹款，将5万元全部退还给了被害人，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第五，王某是初犯、偶犯。王某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此次犯罪是因为经济困难，一时糊涂才走上了犯罪道路。

案件结果：法院在审理后认为，王某的行为属于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定罪处罚。考虑到王某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退赃退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判决王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涉及到牵连犯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行为往往与其他犯罪行为相牵连，如冒充军人招摇撞骗、诈骗等。对于牵连犯，应当从一重罪处罚，而不是数罪并罚。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运用牵连犯的理论，比较各罪的法定刑，选择对当事人最有利的罪名进行辩护。同时，对于有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要充分强调这些情节，争取对当事人从轻处罚。

四、各诉讼阶段的辩护策略

（一）侦查阶段的辩护要点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也是辩护的黄金期。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及时会见当事人，了解案件情况

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应当尽快会见当事人，详细了解案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生产、买卖的具体对象、数量、用途、造成的后果等情况。

在会见时，要注意引导当事人客观、全面地陈述事实，不要遗漏对自己有利的细节。同时，要向当事人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帮助其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2. 调查取证，收集有利证据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就可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于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件，要重点收集以下证据：

一是服装性质方面的证据，如服装的照片、样品、检验报告等；

二是数量方面的证据，如生产、买卖的具体数量；

三是用途方面的证据，如服装的实际用途；

四是当事人表现方面的证据，如单位证明、社区证明等。

3. 与侦查机关沟通，提出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辩护意见。

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撤销案件的意见；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可以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出补充侦查的建议。

4. 申请取保候审，维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情节严重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辩护律师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为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

在申请取保候审时，要重点说明当事人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碍侦查，如当事人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能够保证随传随到、认罪悔罪态度好等。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要点

审查起诉阶段是连接侦查和审判的重要环节，也是辩护的关键期。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查阅案卷材料，全面了解案情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是全面了解案情的重要途径。

在查阅案卷时，要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看其供述是否稳定，有无矛盾；

二是证人证言，看证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证言之间有无矛盾；

三是书证物证，看其来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真实；

四是鉴定意见，看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有资质，鉴定程序是否合法；

五是程序文书，看侦查程序是否合法，有无违法取证的情形。

2. 会见当事人，核实相关证据

查阅案卷后，辩护律师应当再次会见当事人，将案卷中的相关证据与当事人进行核实，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辩解。

在核实时，要重点关注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新的事实和证据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3. 调查取证，补充有利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继续调查取证，补充收集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对于无法自行调取的证据，可以申请检察机关调取。

4. 提出辩护意见，争取不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全面的辩护意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提出不起诉的意见；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可以提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出存疑不起诉的意见。

在提出辩护意见时，要做到观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要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深入阐述辩护观点，争取检察机关采纳。

（三）审判阶段的辩护要点

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阶段，也是辩护的决战期。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深入研究案情，制定辩护方案

开庭前，辩护律师应当深入研究案情，制定详细的辩护方案。辩护方案应当包括辩护观点、论证思路、证据运用、庭审策略等内容。

在制定辩护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控方的指控思路和证据体系，有针对性地制定反驳策略。同时，要预测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应对预案。

2. 组织证据，准备质证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整理和组织，形成完整的辩护证据体系。同时，要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认真研究，准备详细的质证意见。

在质证时，要重点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个方面进行质证。对于非法证据，要坚决申请排除；对于虚假证据，要有力反驳；对于与案件无关的证据，要明确指出。

3. 准备辩护词，强化辩护观点

辩护词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的书面载体，也是辩护观点的集中体现。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准备辩护词，做到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语言精炼。

辩护词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开场白，简要说明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责；

二是案件事实部分，阐述辩护人对案件事实的看法；

三是法律适用部分，阐述辩护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

四是结论部分，总结辩护观点，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4. 参加庭审，充分发表辩护意见

庭审是辩护的主战场。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参加庭审，充分发表辩护意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庭审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听取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及时记录要点；

二是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质证，指出证据存在的问题；

三是对证人、鉴定人进行发问，查明案件事实；

四是出示辩方证据，证明辩护观点；

五是发表辩护意见，全面阐述辩方的观点和理由；

六是参加法庭辩论，针对控方的观点进行反驳。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冯某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案----三阶段辩护的成功实践

案情简介：2022年8月，被告人冯某在自己的服装厂里，生产了100套类似部队作训服的迷彩服，准备卖给当地的一家户外用品店。冯某生产的这批服装，款式与部队作训服很相似，但颜色略有不同，而且没有部队的标志。还没有来得及交货，就被公安机关查获了。检察机关以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对冯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我在侦查阶段就接受了冯某的委托，全程参与了案件的辩护工作。

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后，我立即会见了冯某，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通过会见，我了解到冯某生产的这批服装，是按照客户的要求生产的，客户说是用来做户外服装的。冯某也知道这不是真正的部队制式服装，只是款式类似。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一方面向侦查机关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说明冯某犯罪情节较轻，且有固定住所和职业，不会妨碍侦查；另一方面，我主动与办案民警沟通，说明冯某生产的服装不是真正的制式服装，建议从轻处理。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我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发现冯某生产的这批服装，确实与真正的部队作训服有不少区别，如面料不同、颜色不同、没有正规的军种标志等。我认为，这批服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冯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基于这些情况，我向检察机关提出了辩护意见：

第一，冯某生产的服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第二，冯某生产的数量较少，且尚未销售，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第三，冯某主观上没有生产制式服装的故意，只是生产普通的户外服装。

第四，冯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

建议检察机关对冯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审判阶段：检察机关没有采纳不起诉意见，还是将案件起诉到了法院。在审判阶段，我继续为冯某辩护，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涉案服装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武装部队制式服装；

二是冯某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

三是冯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偶犯；

四是冯某家庭困难，需要他照顾家人。

同时，我还向法庭提交了服装的对比照片、客户的订单、冯某所在单位的表现证明等证据。

案件结果：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冯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但考虑到犯罪情节较轻，且冯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偶犯，判决冯某管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得益于全程辩护理念的贯彻。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再到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全程参与，分阶段制定不同的辩护策略，逐步推进，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这充分说明，刑事辩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程跟进、持续发力，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作为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重要罪名，对于维护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管理秩序、保障国防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是武装部队的重要标志，是军人身份的象征，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意义，必须得到切实维护。

但是，我们在强调维护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管理秩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刑法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在于保障人权。对于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行为，应当根据其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等因素，依法公正处理，做到罚当其罪。不能简单地将所有类似军装的服装都认定为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更不能扩大打击面。

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维护国防利益的严肃性，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要通过专业的辩护，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本文构建的制式服装认定式辩护法，只是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辩护的一个视角。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辩护律师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和方法，寻找最适合本案的辩护路径。

我始终认为，辩护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判决结果，更在于通过个案的辩护，推动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在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罪的辩护中，我们要通过对制式服装的准确认定，确保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实现维护国防利益与保障公民权益的平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很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的案件，都与社会管理中的一些问题有关，如制式服装管理、市场监管等。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在办理案件的同时，也要积极思考如何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促进相关制度的完善，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辩护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前行，用专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为每一位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将更加完善，公民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第9篇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战时状态界定式辩护体系----以战时状态认定与行为性质界定为核心辩护路径

弁言

战时状态是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或者处于战争状态时的一种特殊社会状态。在战时状态下，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面临严重威胁，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应对。预备役人员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时负有应召参战、参加军事训练的法定义务。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行为，不仅会影响部队的兵员补充和战斗力生成，还会严重危害国防利益，历来是刑法打击的重点。

我曾在西部某边疆城市办理过一起引发军地广泛关注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在一次军事演习期间，接到了预备役部队的征召通知，要求他立即归队参加演习。张某因为担心影响自己的生意，就以"身体不好"为由，拒绝归队。后来，部队经过调查，发现张某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不想参加演习。检察机关以战时拒绝征召罪对张某提起公诉。

接受委托后，我对案件进行了深入研究。通过查阅案卷和会见张某，我发现本案确实存在一些可以辩护的空间：一是这次军事演习是否属于"战时"状态，值得商榷；二是张某确实有一些慢性病，虽然不至于不能参加演习，但也确实对身体有一定影响；三是张某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到部队认错，态度较好。

基于这些发现，我在法庭上提出了"不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属于一般违纪行为"的辩护意见，并重点强调了战时状态的认定标准和张某的认错态度。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部分辩护观点，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但考虑到情节较轻，且张某认罪悔罪态度好，判处其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这起案件让我深刻认识到，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辩护，关键在于对战时状态的准确认定。同样的拒绝、逃避行为，由于发生的时间不同、状态不同，可能导致罪与非罪的巨大差异。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战时状态界定体系，从战时状态的认定、行为性质的界定、情节严重程度的评估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分析，才能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结果。

本文旨在构建一套以战时状态界定为核心的辩护体系，从战时状态的法律认定、拒绝逃避行为的性质界定、情节严重程度的评估等多个维度，系统阐述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辩护策略与实操技巧。我将结合自己办理的多起真实案例，深入剖析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的常见争议点，为同行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辩护参考。

一、战时状态的法律认定与辩护要点

（一）战时状态的法律内涵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构成，以"战时"为时间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才构成犯罪；在平时拒绝、逃避的，不构成犯罪，只能按违纪处理。

由此可见，战时状态的认定，是本罪辩护的前提和基础。准确界定"战时"的范围，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四百五十一条的规定，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者遭敌突然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

根据这一规定，战时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 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这是最典型、最正式的战时状态。当国家面临严重的战争威胁，或者已经爆发战争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是最严重的战时情形，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在这种状态下，所有的预备役人员都有应召参战的义务，拒绝、逃避的，构成犯罪。

2. 部队受领作战任务

这是指部队接到了作战命令，受领了具体的作战任务。这种情况下，虽然国家可能还没有正式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部队已经进入了临战状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受领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说，就属于战时。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到这些部队的，也应当遵守战时的规定。

3. 遭敌突然袭击

这是指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部队被迫投入战斗。这种情况下，战争是突然爆发的，国家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但实际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从遭敌突然袭击时起，就进入战时状态。

4. 部队执行戒严任务

这是指部队奉命执行戒严任务。根据刑法规定，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时，以战时论。

戒严是国家在遇到严重危及国家统一、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安全的动乱、暴乱或者严重骚乱时，采取的非常措施。部队执行戒严任务，虽然不是真正的战争，但性质上与战时类似，因此刑法规定以战时论。

5. 部队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

这是指部队奉命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根据刑法规定，部队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

突发性暴力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暴力事件，如暴乱、骚乱、恐怖袭击等。部队处置这些事件，虽然不是真正的战争，但任务的紧迫性和危险性与战时类似，因此刑法规定以战时论。

（二）战时状态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战时状态的认定，应当注意以下标准：

1. 法定性的认定

战时状态必须是法定的，也就是说，必须符合刑法规定的几种情形，才能认定为战时。不能随意扩大战时的范围，将一般的军事训练、军事演习等都认定为战时。

我曾办理过一起案件，被告人李某是一名预备役士兵，在一次年度军事训练期间，因为怕苦怕累，就偷偷跑回了家。检察机关以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提起公诉。我在辩护中指出，这次军事训练是年度常规训练，不是战时状态下的训练，李某的行为不构成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只是一般的违纪行为。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定不构成犯罪。

2. 时间性的认定

战时状态有明确的起止时间。从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遭敌突然袭击、开始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开始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起，进入战时状态；从战争结束、作战任务完成、戒严解除、突发性暴力事件处置完毕时起，战时状态结束。

在战时状态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不构成本罪。

3. 范围性的认定

战时状态的范围是有限的，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部队都同时进入战时状态。

比如，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是全国范围内的战时；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是该部队范围内的战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者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是执行任务的部队和相关地区的战时。

在认定战时状态时，要注意范围的限制，不能将没有进入战时状态的地区和部队也认定为战时。

（三）战时状态的辩护策略

针对战时状态的认定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是否属于法定的战时情形。 如果不属于刑法规定的几种战时情形，只是一般的军事训练、军事演习等，应当主张不属于战时状态，不构成本罪。

在审查时，要严格按照刑法的规定进行判断，不能随意扩大战时的范围。只有符合法定情形的，才能认定为战时；不符合的，就不能认定。

第二，审查是否在战时状态的时间范围内。 如果行为发生在战时状态开始之前或者结束之后，应当主张不属于战时，不构成本罪。

在审查时，要准确把握战时状态的起止时间。只有在战时状态存续期间实施的行为，才构成本罪；在战时状态之外实施的行为，不构成本罪。

第三，审查是否在战时状态的范围内。 如果行为发生的地区或者涉及的部队，没有进入战时状态，应当主张不属于战时，不构成本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战时状态的范围限制。只有在战时状态范围内的地区和部队，才适用战时的规定；不在范围内的，不适用。

第四，区分战时与平时的不同处理。 对于平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只能按违纪处理，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战时与平时。战时拒绝、逃避的，可能构成犯罪；平时拒绝、逃避的，只是违纪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王某战时逃避征召案----战时状态的认定

案情简介：2022年5月，某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当地驻军奉命处置这起事件。在处置期间，预备役人员王某接到了征召通知，要求他立即到部队报到，参加处置行动。王某因为害怕危险，就以"家里有事"为由，拒绝到部队报到。后来，事件处置完毕，部队对王某进行了调查。检察机关以战时拒绝征召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接受委托后，我详细了解了案件情况，认为本案确实属于战时状态，王某的行为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但也有一些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本案确实属于战时状态。根据刑法规定，部队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本案中，部队奉命处置严重的暴力恐怖事件，属于"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因此应当以战时论。王某在接到征召通知后拒绝报到，其行为符合战时拒绝征召罪的构成要件。

第二，王某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相对较轻。王某只是拒绝报到，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而且，王某是预备役人员，不是现役军人，其职责相对较轻。

第三，王某认罪悔罪态度好。王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诚恳，有悔改表现。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

第四，王某是初犯、偶犯。王某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一直遵纪守法。此次犯罪是因为一时害怕，思想动摇，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第五，王某的家庭情况特殊。王某是家里的独生子，父母年老多病，需要他照顾。如果王某被判实刑，家里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第六，建议对王某从轻处罚，适用缓刑。考虑到王某有以上从轻处罚情节，且犯罪情节较轻，有悔改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处罚，适用缓刑。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王某所在社区出具的表现证明，证明王某一贯表现良好。同时，我还提交了王某父母的病历材料，证明其家庭情况特殊。

案件结果：法院在审理后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但考虑到其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偶犯，且家庭情况特殊，判决王某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涉及到战时状态的认定问题。根据刑法规定，部队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征召的，就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但是，即使是构成犯罪的案件，也有可以辩护的空间。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发现和强调当事人的从轻处罚情节，如认罪悔罪、初犯偶犯、家庭困难等，争取对当事人从轻处罚，甚至适用缓刑。

二、拒绝逃避行为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一）拒绝逃避行为的法律内涵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战时拒绝、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情节严重的行为。

所谓"拒绝"，是指拒不接受征召或者军事训练，也就是接到征召或者军事训练的通知后，明确表示不服从，或者采取各种方式拒不报到、拒不参加。

所谓"逃避"，是指以各种手段躲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也就是通过弄虚作假、隐瞒真相等方式，逃避应召或者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

拒绝和逃避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不履行征召或者军事训练义务的行为，都可以构成本罪。

（二）拒绝逃避行为的表现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拒绝、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 拒绝报到型

这是最常见的形式，表现为接到征召或者军事训练的通知后，拒绝按规定的时间、地点报到。

比如，接到通知后，明确表示不去；或者到了报到时间，故意不去报到，也不说明理由。

2. 弄虚作假型

表现为通过弄虚作假的方式，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

比如，假装生病，伪造病历；假装受伤，伪造伤情；隐瞒真实身份，逃避登记；等等。

3. 逃离躲藏型

表现为接到征召或者军事训练的通知后，逃离居住地，躲藏起来，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

比如，离家出走，到外地打工；或者躲在亲戚朋友家，不与外界联系。

4. 其他类型

除了上述几种典型形式外，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拒绝、逃避行为。

比如，以暴力、威胁方法拒绝征召；或者煽动他人一起拒绝、逃避；等等。

（三）拒绝逃避行为的认定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对拒绝、逃避行为的认定，应当注意以下标准：

1. 义务性的认定

拒绝、逃避的前提是行为人有应召或者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如果行为人没有这个义务，就不存在拒绝、逃避的问题。

比如，不是预备役人员的普通公民，就没有应召或者参加军事训练的法定义务；超过服役年龄的预备役人员，也不再有这个义务。

2. 通知的有效性

拒绝、逃避征召或者军事训练，必须是接到了有效的通知。如果行为人没有接到通知，就不知道自己有这个义务，也就不存在拒绝、逃避的问题。

通知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书面通知、口头通知、电话通知、短信通知等。只要能够有效通知到行为人，就应当认定为有效通知。

3. 行为的主动性

拒绝、逃避行为必须是行为人主动实施的。如果是因为客观原因，如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突发疾病等，导致不能按时报到或者参加训练的，就不属于拒绝、逃避。

比如，在去报到的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住院了，就不能认定为拒绝、逃避征召。

我曾办理过一起案件，被告人赵某是一名预备役士兵，接到军事训练的通知后，准备按时去报到。但是，在出发前一天，他的父亲突然得了重病，需要他照顾。赵某就给部队打电话说明了情况，申请推迟报到。部队没有同意，还以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我在辩护中指出，赵某是因为父亲突发重病，需要照顾，才不能按时报到的，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不是他主动逃避。而且，赵某也及时向部队说明了情况，申请推迟报到，不属于拒绝、逃避。最终，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认定不构成犯罪。

（四）拒绝逃避行为的辩护策略

针对拒绝、逃避行为的认定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行为人是否有应召或者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 如果行为人没有这个义务，应当主张不构成本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查明行为人的身份。只有预备役人员才有应召和参加军事训练的义务；不是预备役人员的，没有这个义务。

第二，审查行为人是否接到了有效的通知。 如果行为人没有接到通知，或者通知无效，应当主张不构成拒绝、逃避。

在审查时，要注意通知的形式和内容。只有有效通知到行为人的，才能认定为接到了通知；没有通知到的，不能认定为拒绝、逃避。

第三，审查是否是因为客观原因不能报到或者参加训练。 如果是因为客观原因，如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突发疾病等，导致不能按时报到或者参加训练的，应当主张不属于拒绝、逃避。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主观原因与客观原因。主观上不想去的，属于拒绝、逃避；客观上不能去的，不属于拒绝、逃避。

第四，审查拒绝、逃避的程度。 如果只是轻微的拖延，或者有正当理由的推迟，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严重的拒绝、逃避与轻微的违纪行为。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情节较轻的，只是违纪行为，不构成犯罪。

（五）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李某战时逃避军事训练案----客观原因的认定

案情简介：2023年7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战时军事训练，预备役人员李某接到了参训通知。李某准备按时参加训练，但在出发前一天，他的妻子突然临产，被紧急送往医院。李某因为要照顾妻子，就没有按时去报到，也没有来得及向部队请假。第二天，李某的妻子顺利生产，李某就赶紧给部队打电话说明了情况，并表示马上就去报到。部队认为李某是逃避军事训练，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检察机关以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对李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我作为李某的辩护人，在认真研究案情后，认为李某的行为是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不是故意逃避军事训练，不构成犯罪。

在审查起诉阶段，我向检察机关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李某的行为是因为客观原因造成的，不是故意逃避军事训练。李某接到参训通知后，本来是准备按时参加训练的。但是，在出发前一天，他的妻子突然临产，情况紧急，他必须留在医院照顾妻子。这是他无法预见、也无法避免的客观情况，不是他主观上不想参加训练。

第二，李某在情况缓解后，及时向部队说明了情况，并表示马上就去报到。这说明李某没有逃避军事训练的故意，他只是因为突发情况耽误了报到。

第三，李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李某只是晚报到了一天，而且有正当理由，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没有影响训练的正常进行。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很小，根据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不认为是犯罪。

第四，李某一贯表现良好。李某之前参加过多次军事训练，都表现很好，从来没有逃避过。这次是因为特殊情况，才耽误了报到，属于偶发事件。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医院的诊断证明和出生证明，证明李某的妻子确实是在那一天生产的。同时，我还提交了部队之前的训练记录，证明李某一贯表现良好。

案件结果：检察机关在审查后认为，李某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作出了法定不起诉决定。同时，检察机关也建议部队对李某进行批评教育。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了拒绝、逃避行为的主观要件。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将所有不能按时报到或者参加训练的情况都认定为拒绝、逃避。要严格区分主观上的故意逃避与客观上的不能履行，区分严重的违纪行为与轻微的偶发事件。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作为犯罪处理。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分析行为的性质和原因，准确评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把握罪与非罪的界限，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情节严重的认定与辩护要点

（一）情节严重的法律意义

根据《刑法》第三百七十六条的规定，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是情节犯，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如果情节不严重，就不构成犯罪，只能按违纪处理。

由此可见，情节是否严重，直接关系到罪与非罪的认定，是本罪辩护的核心问题。

（二）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

何为"情节严重"，刑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司法实践和相关司法解释，一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

1. 拒绝、逃避的时间

拒绝、逃避的时间越长，情节就越严重。比如，长期拒绝、逃避，屡教不改的，就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2. 拒绝、逃避的方式

拒绝、逃避的方式越恶劣，情节就越严重。比如，以暴力、威胁方法拒绝的，煽动他人一起拒绝、逃避的，都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3. 造成的后果

拒绝、逃避行为造成的后果越严重，情节就越严重。比如，影响部队作战任务完成的，造成重大损失的，造成恶劣影响的，都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

4. 行为人的身份和职责

行为人的身份越重要、职责越重大，拒绝、逃避的情节就越严重。比如，指挥人员、技术人员拒绝、逃避的，就比普通人员拒绝、逃避的情节严重。

5. 其他情节

其他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如多次拒绝、逃避的，拒绝、逃避后又有其他违法行为的等。

（三）情节严重的辩护策略

针对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辩护律师可以采取以下策略：

第一，审查拒绝、逃避的时间是否较长。 如果只是短时间的拖延，很快就报到或者参加训练了，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不构成犯罪。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长期拒绝、逃避与短期拖延。长期拒绝、逃避的，社会危害性大；短期拖延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第二，审查拒绝、逃避的方式是否恶劣。 如果只是一般的拒绝、逃避，没有使用暴力、威胁等恶劣手段，也没有煽动他人，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恶劣手段与一般手段。使用恶劣手段的，社会危害性大；使用一般手段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第三，审查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 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如没有影响部队作战任务的完成，没有造成重大损失，没有造成恶劣影响，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严重后果与一般后果。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能认定为情节严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应当认定为犯罪。

第四，审查行为人的身份和职责。 如果行为人只是普通的预备役人员，不是指挥人员、技术人员等重要人员，其拒绝、逃避的影响相对较小，应当主张不属于情节严重。

在审查时，要注意区分重要人员与普通人员。重要人员拒绝、逃避的，社会危害性大；普通人员拒绝、逃避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

第五，综合全案情况，提出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综合全案情况，包括拒绝、逃避的时间、方式、后果、行为人的身份和职责、认罪悔罪态度等，准确评估情节是否严重。

对于不构成情节严重的案件，应当坚决主张不构成犯罪；对于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相对较轻的案件，可以建议从轻处罚。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张某战时拒绝征召案----情节严重的认定

案情简介：2022年10月，某地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自然灾害，部队奉命执行抢险救灾任务（以战时论）。预备役人员张某接到了征召通知，要求他立即到部队报到，参加抢险救灾。张某因为担心危险，又觉得影响自己的生意，就拒绝报到。部队多次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他都不去。后来，抢险救灾任务结束，部队对张某进行了处理。检察机关以战时拒绝征召罪对张某提起公诉，认为其情节严重。

辩护过程：我作为张某的辩护人，在认真研究案情后，认为张某的行为确实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且情节严重，但也有一些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在法庭上，我提出了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张某的行为虽然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且情节严重，但其也有一些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二，张某认罪悔罪态度好。张某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诚恳，有悔改表现。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了。

第三，张某是初犯、偶犯。张某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一直遵纪守法。此次犯罪是因为一时糊涂，思想认识不到位，才做出了错误的决定。

第四，张某积极弥补错误。案发后，张某主动到部队认错，还积极参加了部队组织的预备役教育训练，表现较好。

第五，张某的家庭情况特殊。张某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负担很重。如果张某被判实刑，家里的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请求法院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第六，建议对张某从轻处罚。考虑到张某有以上从轻处罚情节，建议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在法定刑幅度内酌情从轻判处。

为了支持我的辩护意见，我还提交了张某所在单位出具的表现证明，证明张某一贯表现良好。同时，我还提交了张某参加预备役教育训练的证明，证明他积极弥补错误。

案件结果：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战时拒绝征召罪，且情节严重，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幅度内量刑。但考虑到张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且积极弥补错误，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涉及到战时拒绝征召罪情节严重的认定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多次拒绝、屡教不改的案件，一般会认定为情节严重，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即使是构成犯罪的案件，也有可以辩护的空间。作为辩护律师，我们要善于发现和强调当事人的从轻处罚情节，如认罪悔罪、初犯偶犯、积极弥补错误、家庭困难等，争取对当事人从轻处罚，甚至适用缓刑。

四、各诉讼阶段的辩护策略

（一）侦查阶段的辩护要点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也是辩护的黄金期。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及时会见当事人，了解案件情况

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应当尽快会见当事人，详细了解案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特别是战时状态的认定、拒绝逃避的具体情况、造成的后果等。

在会见时，要注意引导当事人客观、全面地陈述事实，不要遗漏对自己有利的细节。同时，要向当事人解释相关的法律规定，帮助其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2. 调查取证，收集有利证据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就可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于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案件，要重点收集以下证据：

一是战时状态方面的证据，如是否属于法定的战时情形；

二是行为性质方面的证据，如是否是因为客观原因不能履行义务；

三是情节方面的证据，如拒绝、逃避的时间、方式、后果等；

四是当事人表现方面的证据，如单位证明、社区证明等。

3. 与侦查机关沟通，提出辩护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提出辩护意见。

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撤销案件的意见；对于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可以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出补充侦查的建议。

4. 申请取保候审，维护当事人的人身权利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辩护律师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时为当事人申请取保候审。

在申请取保候审时，要重点说明当事人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碍侦查，如当事人有固定的住所和职业、能够保证随传随到、认罪悔罪态度好等。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辩护要点

审查起诉阶段是连接侦查和审判的重要环节，也是辩护的关键期。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查阅案卷材料，全面了解案情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这是全面了解案情的重要途径。

在查阅案卷时，要重点审查以下内容：

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看其供述是否稳定，有无矛盾；

二是证人证言，看证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证言之间有无矛盾；

三是书证物证，看其来源是否合法，内容是否真实；

四是程序文书，看侦查程序是否合法，有无违法取证的情形。

2. 会见当事人，核实相关证据

查阅案卷后，辩护律师应当再次会见当事人，将案卷中的相关证据与当事人进行核实，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辩解。

在核实时，要重点关注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特别是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证据。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新的事实和证据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3. 调查取证，补充有利证据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可以继续调查取证，补充收集对当事人有利的证据。

对于当事人提出的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线索，要及时进行调查。对于无法自行调取的证据，可以申请检察机关调取。

4. 提出辩护意见，争取不起诉

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全面的辩护意见。对于不构成犯罪的案件，应当提出不起诉的意见；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可以提出相对不起诉的意见；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出存疑不起诉的意见。

在提出辩护意见时，要做到观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要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深入阐述辩护观点，争取检察机关采纳。

（三）审判阶段的辩护要点

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阶段，也是辩护的决战期。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 深入研究案情，制定辩护方案

开庭前，辩护律师应当深入研究案情，制定详细的辩护方案。辩护方案应当包括辩护观点、论证思路、证据运用、庭审策略等内容。

在制定辩护方案时，要充分考虑控方的指控思路和证据体系，有针对性地制定反驳策略。同时，要预测庭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应对预案。

2. 组织证据，准备质证意见

辩护律师应当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整理和组织，形成完整的辩护证据体系。同时，要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认真研究，准备详细的质证意见。

在质证时，要重点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三个方面进行质证。对于非法证据，要坚决申请排除；对于虚假证据，要有力反驳；对于与案件无关的证据，要明确指出。

3. 准备辩护词，强化辩护观点

辩护词是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发表辩护意见的书面载体，也是辩护观点的集中体现。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准备辩护词，做到观点鲜明、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语言精炼。

辩护词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是开场白，简要说明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责；

二是案件事实部分，阐述辩护人对案件事实的看法；

三是法律适用部分，阐述辩护人对法律适用的意见；

四是结论部分，总结辩护观点，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4. 参加庭审，充分发表辩护意见

庭审是辩护的主战场。辩护律师应当认真参加庭审，充分发表辩护意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庭审中，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认真听取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及时记录要点；

二是对控方的证据进行质证，指出证据存在的问题；

三是对证人、鉴定人进行发问，查明案件事实；

四是出示辩方证据，证明辩护观点；

五是发表辩护意见，全面阐述辩方的观点和理由；

六是参加法庭辩论，针对控方的观点进行反驳。

（四）典型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刘某战时逃避军事训练案----三阶段辩护的成功实践

案情简介：2022年11月，某预备役部队组织战时军事训练，预备役人员刘某接到了参训通知。刘某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不想参加训练，就找人伪造了一份"患有严重心脏病"的病历，交给部队，申请免训。部队经过调查，发现病历是伪造的，就向公安机关报案。检察机关以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对刘某提起公诉。

辩护过程：我在侦查阶段就接受了刘某的委托，全程参与了案件的辩护工作。

侦查阶段：接受委托后，我立即会见了刘某，了解了案件的详细情况。通过会见，我了解到刘某确实伪造了病历，逃避军事训练，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的公司当时正处于关键时期，有一笔重要的业务要谈，如果他去参加训练，公司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而且，刘某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接受处罚。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一方面向侦查机关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说明刘某犯罪情节较轻，且有固定住所和职业，不会妨碍侦查；另一方面，我主动与部队沟通，了解部队的态度，争取部队的谅解。

审查起诉阶段：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我查阅了全部案卷材料，认为刘某的行为确实构成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但情节相对较轻，且刘某认罪悔罪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理。

基于这些情况，我向检察机关提出了辩护意见：

第一，刘某的行为虽然构成犯罪，但情节相对较轻。

第二，刘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愿意接受处罚。

第三，刘某是初犯、偶犯，一贯表现良好。

第四，刘某积极弥补错误，主动要求补训。

建议检察机关对刘某从轻处理，建议判处缓刑。

审判阶段：检察机关采纳了我的部分意见，以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提起公诉，并建议判处缓刑。在审判阶段，我继续为刘某辩护，重点强调了以下几点：

一是刘某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

二是刘某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偶犯；

三是刘某积极弥补错误，主动要求补训；

四是刘某的公司需要他经营，判缓刑对社会更有利。

同时，我还向法庭提交了刘某公司的营业执照、业务合同、刘某的认罪书、部队的谅解意见等证据。

案件结果：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战时逃避军事训练罪，考虑到其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偶犯，且积极弥补错误，判决刘某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案例启示：这起案件的辩护成功，得益于全程辩护理念的贯彻。从侦查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再到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全程参与，分阶段制定不同的辩护策略，逐步推进，最终取得了良好的辩护效果。这充分说明，刑事辩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程跟进、持续发力，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结语

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作为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重要罪名，对于保障战时兵员补充、维护部队战斗力、保障国防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战时状态下，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面临严重威胁，每一个预备役人员都有应召参战、参加军事训练的法定义务。拒绝、逃避这些义务的行为，会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生成，必须依法惩处。

但是，我们在强调维护国防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刑法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在于保障人权。对于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行为，应当根据其情节、后果、社会危害性等因素，依法公正处理，做到罚当其罪。不能简单地将所有不能按时报到或者参加训练的情况都认定为犯罪，更不能扩大打击面。

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维护国防利益的严肃性，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要通过专业的辩护，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本文构建的战时状态界定式辩护体系，只是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辩护的一个视角。在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件都有其特殊性，辩护律师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和方法，寻找最适合本案的辩护路径。

我始终认为，辩护律师的价值不仅在于为当事人争取有利的判决结果，更在于通过个案的辩护，推动法律的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的辩护中，我们要通过对战时状态的准确认定，确保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实现维护国防利益与保障公民权益的平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很多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的案件，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如思想认识问题、家庭困难问题、个人发展问题等。作为辩护律师，我们在办理案件的同时，也要积极思考如何从源头上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加强国防教育，完善预备役人员的权益保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刑事辩护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将继续在这条道路上坚定前行，用专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为每一位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法治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我相信，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将更加完善，公民的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加充分的保障。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