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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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典型案例深度复盘与辩护策略分析

二、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犯罪构成解析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是指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本罪名是我国刑法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的，旨在回应近年来日益猖獗的非法人体器官交易地下黑市，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和人体器官移植管理秩序。对该罪名的准确理解与辩护，需要辩护律师同时具备刑法学、医学伦理学以及器官移植管理法规等多重知识储备。

（一）犯罪客体

本罪保护的客体是复合性的：一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二是国家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管理秩序。我国对人体器官移植实行严格的法律规制----《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直接冲击了这一基本法律原则，将人的身体部位异化为商品，严重践踏了人格尊严和社会伦理底线。辩护律师在理解本罪的保护法益时，应当以生命伦理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基本视角，在坚守底线的同时准确把握辩护策略。

（二）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这里的组织一词含义较广，包括策划、指挥、安排、协调出卖人体器官的活动。具体行为方式可能包括：物色和招募器官出卖者（俗称供体）；安排供体进行医学检查；联系和对接器官购买者（俗称受体）；安排器官摘取手术的场地、医生和设备；处理器官买卖的交易款项；办理虚假的器官捐献手续等。辩护律师需要仔细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组织行为，其在器官交易链条中的具体角色和地位如何。

（三）犯罪主体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本罪。在实践中，本罪的行为主体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和分工化特征----通常有专门负责物色供体的人员、负责与医院对接的人员、负责手术安排的人员、负责资金处理的财务人员等。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查明当事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具体角色和地位，这对于责任划分和量刑辩护具有重要意义。

（四）主观方面

本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故意，即明知是在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而实施相关行为。如果行为人是基于对器官捐献制度的误解，或者被他人欺骗参与了器官买卖活动，则应当审慎评估其主观故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是否具有牟利目的并不是本罪的构成要件----即便行为人声称自己出于帮助他人的目的组织器官买卖，只要其明知行为的非法性质，依然可以构成本罪。但在量刑层面，牟利动机的强弱和实际获利的多寡，可以作为辩护的重要内容。

三、典型案例深度复盘

案例一："江浙地下器官买卖案"

2015年，公安机关在浙江某地破获一起跨省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特大案件。以张某为首的犯罪团伙通过互联网发布"有偿捐肾"信息，物色经济困难的年轻人为器官供体，承诺"捐一个肾给二十万"。该团伙在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物色了数十名供体，同时通过地下中介联系需要肾移植的患者（受体），以每例四十万至六十万不等的价格提供非法肾脏移植服务。该团伙租赁了某私立医院的闲置手术室，聘请了退休外科医生和麻醉师，开展了多例非法肾脏摘取和移植手术。案发时，已有十余人被摘除了肾脏。

在辩护过程中，对于团伙中的不同角色，辩护策略有所不同。对于团伙头目张某，我们重点从"组织"的规模认定和器官交易金额的计算准确性两个方面展开辩护。对于负责物色供体的中间人李某，我们侧重于论证其在犯罪组织中处于从属地位，系被雇佣从事具体事务性工作，应当认定为从犯。对于被雇佣的手术室护士王某，我们则侧重于论证其主观故意程度较低----王某虽然知道所参与的手术系非法器官移植，但其仅仅是按照雇佣合同从事护理工作，并未参与组织策划和利益分配。最终，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李某作为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王某因犯罪情节显著轻微，被免予刑事处罚。这个案件生动地展示了在组织性犯罪中，不同参与者的刑事责任需要根据其具体行为和地位进行差异化评价的辩护理念。

案例二："虚假亲属捐献案"

2018年，某三甲医院移植科医生陈某被控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据查，陈某利用其职务便利，为多名等待肾移植的患者安排非法的活体肾脏移植手术。陈某的办法是：物色愿意出售肾脏的供体，然后伪造供体与受体之间的亲属关系证明文件，以"亲属间活体器官捐献"的名义向医院伦理委员会提交审批申请，获得通过后安排手术。通过这种方式，陈某先后为十余名患者安排了她非法肾脏移植手术。

该案的辩护焦点在于：陈某的行为究竟是"非法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还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控方认为，陈某通过伪造亲属关系的方式组织他人出卖器官，符合本罪的构成要件。辩护律师则认为，陈某的行为虽然有违法之处，但其本质上是在利用职务便利帮助患者获得肾脏来源，而非以"组织出卖"的方式牟利。陈某的辩护律师提交了关键证据----陈某除了收取正常的医疗费用外，并未从器官交易中额外获利，其行为的主观动机是"救死扶伤"而非"组织买卖"。法院最终认定陈某构成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但在量刑时充分考虑了其并未从中牟利、主观动机与典型器官买卖有所不同等情节，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四、辩护策略的核心维度

（一）"组织"行为的认定与限缩

"组织"是本罪的核心行为要件。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角度对"组织"的范围进行限缩解释：第一，当事人的行为是否达到"组织"的程度----如果仅仅是偶然介绍供体和受体认识，不构成持续性的、有组织的器官买卖活动，辩护律师可以主张其行为尚未达到"组织"的规格。第二，当事人在组织中的具体角色----是做全局性策划指挥的组织者，还是被雇佣从事某一具体环节（如开车接送供体、打扫手术室卫生等）的辅助人员。第三，与合法的器官捐献协调工作的区别----如果当事人参与的是器官捐献的协调工作，只是某些环节存在不规范之处，可能与"组织出卖"存在本质区别。

（二）被害人承诺的有效性审查

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件中，一个常见的辩护思路是主张"供体系自愿出卖器官"。辩护律师需要审慎评估这一辩护路线的可行性和风险。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公民"同意"出售自身器官的承诺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这与被害人承诺在故意伤害罪中可能阻却违法性的情形不同。但供体的自愿性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量刑因素。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角度提出：供体是主动联系而非被强迫参与；供体在出卖器官前经过充分的信息告知；供体的生活状况和出卖动机（如为救治重病家属而出卖器官），这些因素虽然不能改变行为违法性的定性，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降低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和量刑的严厉程度。

（三）"出卖"行为的界定----区分买卖与捐献、互助

在部分案件中，器官供体和受体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帮助关系，简单地将所有器官转移行为都定性为"出卖"可能存在过度刑事化的倾向。辩护律师应当审查：供体和受体之间是否存在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是否存在金钱对价以外的其他利益交换；金钱支付的名义是什么（是"器官价款"还是"手术费担保""误工费补偿"等）；供体在器官摘取后的生活状况是否得到了恰当的安排。在"跨血型亲属移植互助群"等新型社会现象中，器官转移的法律性质界定尤为复杂，辩护律师需要对这些社会现象保持敏锐的观察和分析。

（四）医疗行为的合法化抗辩

本罪与正当医疗行为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清晰。辩护律师应当审查：实施器官摘取和移植手术的医疗机构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参与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执业资格；手术是否符合医疗技术规范；手术前是否经过了医学评估和伦理审查。如果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遵守了医疗规程，仅仅是在器官来源的合法性上存在瑕疵，辩护律师可以据此主张行为具有"医疗行为"的部分正当性，以降低刑事可罚性。

（五）被害人过错的引入

在某些案件中，器官受体（患者）积极参与甚至主导了非法器官买卖的过程。他们主动寻找和联系器官供体，安排交易场所，处理交易款项。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的"被害人"（即被法律保护的器官移植管理秩序）身份与实际的"推动者"发生了一定程度的错位。辩护律师可以在庭审中指出受体在案件中的积极参与角色，以减轻当事人（作为中介方或协助方）的刑事责任。这种辩护策略需要谨慎使用，避免产生"受害者有罪论"的不良观感。

五、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的多罪名体系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一共规定了四个与人体器官相关的罪名，构成一个完整的罪名体系：第一款是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第二款第一项是未经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第二款第二项是摘取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第二款第三项是强迫、欺骗他人捐献器官（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第三款是违背本人生前意愿摘取其尸体器官（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罪）。辩护律师在处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件时，应当熟悉这一罪名体系，以便在必要时提出变更罪名或轻罪辩护的策略。

特别需要关注的是第一款（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与第二款（故意伤害罪）的关系。如果当事人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过程中，对供体实施了暴力强迫、欺骗等手段，或者摘取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的器官，则行为可能同时触犯第一款和第二款。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当审查控方的定性能否准确反映行为的主要性质和危害程度。

六、器官移植法律制度的演进与辩护策略的时代适应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所依托的法律框架近年来经历了快速的发展变化，辩护律师需要把握以下立法和政策动态：

（一）《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方向

2007年施行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是中国器官移植管理的基本行政法规。该条例确立了器官捐献自愿、无偿的基本原则，并建立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审查制度。2024年，国务院启动了该条例的修订工作，拟将其升级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修订草案）》，进一步强化对器官买卖的打击力度，同时完善器官捐献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辩护律师在处理案件时，应当关注新旧法规在处罚力度和程序性规定上的差异，以及相关法规修订对案件的影响。

（二）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准则

世界卫生组织（WHO）2010年通过的《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明确要求："人体及其组成部分不得作为商业交易的对象。"各国普遍通过刑事立法禁止器官买卖行为。从比较法角度看，各国对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的处罚力度存在显著差异：伊朗是唯一允许有偿器官捐献的国家，其由政府主导和监管的器官有偿捐献制度引发了广泛的伦理争议；美国和欧洲国家普遍通过刑事法律严厉惩处器官买卖行为，最高可判处十年以上监禁。了解国际立法动态有助于辩护律师更全面地理解我国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处罚尺度。

七、辩护实务注意事项

第一，重视供体的全面调查。供体的身份背景、经济状况、卖肾动机、术后健康状况等，对于评估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可谴责性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辩护律师应当尽可能全面了解供体的情况，特别是其出卖器官后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

第二，审查器官摘取手术的医疗合规性。手术是否在合格的医疗机构进行、是否由具有执业资格的医师操作、是否遵循了必要的医疗规程和安全标准，这些因素直接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估。

第三，关注行为人是否具有医疗背景。具有医疗背景的当事人（如医生、护士）利用专业知识组织器官买卖，其可谴责性通常高于不具有医疗背景的普通人。反之亦然。

第四，收集和呈现行为人的社会评价证据。当事人在社区中的一贯表现、家庭情况、是否有前科、案发后是否积极补救等，都是量刑辩护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八、结语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辩护工作，不仅涉及刑法专业知识的运用，更触及到生命伦理的深层议题。在"身体商品化"与"生命权保障"的张力之间，辩护律师需要保持清醒的法律意识和坚定的职业伦理。我们的目标不是为器官买卖正名，而是在法律的框架内，确保每一个当事人得到与其行为相称的公正评价和处理。这是刑事辩护的基础性要求，也是法律人最基本的职业良知。

九、本罪与关联罪名的精准区分

（一）与非法经营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部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曾被以非法经营罪追诉。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专门的"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后，相关行为应当优先适用特别法条。辩护律师需要了解这一立法演变的历史背景----在专门罪名设立之前，司法机关对器官买卖行为的定罪处于相对不确定的状态，非法经营罪曾作为一种"兜底"罪名被应用。了解这一历史有助于辩护律师理解该罪的立法背景和量刑尺度，在罪刑法定原则下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定性。

（二）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如果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过程中，导致了供体的严重身体伤害甚至死亡，辩护律师需要仔细辨析应以何罪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当事人的主观目的是组织器官买卖，而非故意伤害供体的身体健康，则应当以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追究。但如果当事人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实施了超过医学必要限度的暴力行为、或者在供体明确表示反悔后仍然强行摘取其器官，则可能同时构成故意伤害罪。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当审查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使用的暴力程度、对供体意志的尊重情况等因素，争取对当事人最为有利的罪名定性。

十、特殊情境下的辩护考量

（一）跨国器官买卖的法律适用

近年来，跨国器官买卖犯罪呈现出上升趋势。典型的犯罪模式是：在国外物色器官供体（多为东南亚、南亚等经济欠发达国家公民），通过网络中介联系国内患者，安排在国内或第三国实施非法器官移植手术。这类案件涉及复杂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辩护律师在处理这类案件时需要关注：行为地法与中国刑法的关系----如果部分行为发生在境外，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如何确定？境外证据的合法性和可采性----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获取的证据是否符合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同国家法律对器官买卖的定义和处罚标准不同，如何在量刑时予以合理考量？

（二）经济胁迫与自愿出卖的界限

在大多数组织出卖人体器官案件中，供体均系因经济困难而出卖器官。这种现象引发了深刻的法理问题：供体因"经济胁迫"而出卖器官，其"同意"是否还具有法律意义？从刑法角度看，经济困难虽然构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但与暴力、威胁等直接的强制手段相比，其对意志自由的影响程度不同。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角度分析：供体是否面临"不卖器官即无法生存"的极端困境；供体是否有其他替代性选择（如申请社会救助、向亲友借款等）；供体在出卖器官的过程中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是否咨询过医务人员或法律人士。这种分析虽然不能完全排除行为的违法性，但可以为量刑辩护提供有价值的事实基础。

十一、辩护律师的执业操守与人文关怀

代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件，辩护律师既要坚守法律底线，又要怀有人文关怀。这一罪名涉及的是人的身体----这一最不应该成为商品的"物"，辩护工作的每一个决策都在回应人类千百年来关于身体、尊严和生命的伦理追问。在当事人面前，我们既是辩护律师，也应当是法律伦理的对话者，帮助当事人理解法律对其行为的评价，引导其正确面对法律的制裁。在未来的刑事辩护道路上，无论案件的性质如何，专业与温度始终是辩护律师不可偏废的两个维度。每一位律师同行，都应当以对社会最脆弱群体的关怀、对法治最深刻信念的坚守，来面对每一个案件和每一个当事人。这是我们的职业，也是我们的使命。

十二、量刑辩护的系统化思考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法定刑有两个档次：一般情节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司法解释尚未作出系统化的规定，实践中主要考量以下因素：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的数量和次数；是否造成了供体身体健康的严重损害或死亡；违法所得金额的大小；是否形成了稳定的犯罪组织或犯罪链条；是否利用了医疗专业知识和职务便利；是否有跨国犯罪因素；是否针对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辩护律师应当对上述因素逐一审查，论证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确实"情节严重"，尽可能将案件划入一般情节的法定刑幅度。

在量刑协商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运用空间较大。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虽然涉及敏感的伦理议题，但立法上并未将其列为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罪名。辩护律师在当事人认罪态度良好的前提下，可以积极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争取较为宽松的量刑建议。同时，当事人在案发后积极协助救治供体、主动退缴违法所得、配合行政机关完善相关管理漏洞等行为，都可以作为认罪悔罪的具体表现予以呈现。

十三、最终的话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辩护，既是法律技术的运用，也是对生命价值和人格尊严的深刻审视。在每一个涉及人体器官的案件中，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刑法条文和犯罪构成，更是活生生的人的真实困境----供体的贫困、受体的求生渴望、中介的利益驱动。作为辩护律师，我们既要忠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要对案件所触及的社会问题和伦理困境保持深深的关切和思考。唯有如此，刑事辩护才能在维护个体权利的同时，推动社会不断向更加公正和人道的方向发展。

在本文收尾之际，谨对所有从事刑事辩护的同行表达敬意。代理此类案件需要律师在面对社会舆论压力和伦理复杂性时保持专业和冷静，在法庭上用法律的语言而非道德的口号来为当事人辩护。这是法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选择律师这一职业的初心所在。愿每一位刑事律师都能在自己的执业道路上，坚守专业、保持温度、追求公正。

从多年的刑事辩护实践中可以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越是涉及敏感社会议题的案件，辩护律师越需要保持法律理性，以专业的法律语言而非情绪化的道德话语来阐述辩护观点。在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这类案件中，辩护律师面对的不只是法官和检察官，还有旁听的公众、媒体记者乃至社会舆论的审视。唯有以扎实的法律功底、严谨的证据分析和得体的法庭表现，才能在复杂的案件环境和舆论压力中赢得尊重，为当事人争取到公正的处理结果。

代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案件的多年来，笔者深切感受到，刑法在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和维护社会伦理秩序方面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器官买卖问题，更需要完善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深入人心的生命伦理教育。辩护律师在个案中维护当事人权益的，也应当以自己的专业视角关注和推动制度的完善。这是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对每一个曾经或正在卷入器官买卖困境中的个体的应有之义。

行文至此，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辩护要点已基本阐述完毕。愿本文的梳理能够为同行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也希望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制度日趋完善，让悲剧不再重演。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