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内容摘要】

破坏交通设施罪是我国刑法中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本罪以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等交通设施为行为对象，以"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为具体危险要件，与破坏交通工具罪（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共同构成了我国刑法对交通运输安全的双层保护体系。辩护实务中，本罪的认定涉及交通设施范围的界定、具体危险的判断标准、主观故意的证明路径、与破坏交通工具罪及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的区分，以及量刑情节的综合运用等多个核心争议点。本文以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百一十九条为基础，结合《铁路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特别法规，系统梳理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辩护要点与注意事项，为刑辩律师在此类案件中的专业辩护提供参考。

一、罪名概述

（一）法条原文与基本构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此为本罪的基本构成条款。从条文结构来看，立法者采用了"列举+兜底"的立法技术，明确列举了七类典型的交通设施，并以"其他破坏活动"作为补充。值得注意的是，条文中"足以使......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表述，表明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即不要求实际发生交通工具的倾覆或毁坏后果，只要破坏行为的危险程度达到了足以引发前述后果的程度，即可构成犯罪既遂。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此为破坏交通设施罪的结果加重犯条款。当破坏交通设施行为造成火车倾覆、多辆汽车连环相撞致多人伤亡、航空器坠毁等严重后果时，法定刑将从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大幅度提升至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此条款规定了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与故意犯罪在刑罚阶梯上形成了显著差异，为主观罪过辩护提供了法定基础。

（二）立法背景与保护法益

破坏交通设施罪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刑法，当时的立法背景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交通运输事业处于恢复和发展阶段，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立法者的高度关注。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时，本罪的条文结构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明确。2001年《刑法修正案（三）》着重修改了第115条的相关表述，但未直接触及本罪的构成要件。从立法价值取向来看，本罪保护的核心法益是交通运输领域的公共安全----即在交通运输过程中，不特定多数乘客和参与者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

交通设施是交通运输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条件。轨道、桥梁、隧道、机场等设施的完好，直接关系到火车、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运行安全。一旦此类设施遭到破坏，极有可能引发交通工具的倾覆、碰撞、坠毁等灾难性后果，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正因如此，刑法将破坏交通设施罪置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并配置了从三年有期徒刑延伸至死刑的递进式刑罚体系，充分体现了立法对交通运输安全的严格保护。辩护律师在理解和适用本罪时，必须准确把握这一价值取向，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坚守法律的底线。

（三）构成要件简析

1. 犯罪客体。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领域的公共安全。与破坏交通工具罪不同，本罪的行为作用对象不是交通工具本身，而是保障交通工具安全运行的基础设施。然而，两者在保护法益上高度一致，均指向不特定多数人在交通运输活动中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一客体的特殊性决定了本罪在定罪量刑中必须始终以公共安全的受威胁程度为考量核心。

2. 客观方面。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或者进行其他破坏活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行为。行为方式既可以是作为（如拆除铁轨扣件、在公路上设置障碍物、破坏机场导航设备等积极行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如负有维护职责的人员故意不修复已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其他破坏活动"作为兜底条款，主要包括在铁路上放置障碍物、在航道中设置水下障碍、破坏交通信号系统等虽不属于前述七类设施物理破坏但同样足以危害交通运输安全的行为。

3. 犯罪主体。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在实务中，本罪的实施者既可能是与交通运输无直接关联的社会人员，也可能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从业人员（如铁路职工、机场地勤人员、航道维护人员等）。后者因具有特殊的职业身份，其行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可能被认定得更为严重。

4. 主观方面。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破坏行为可能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险发生的，即构成故意。在实务中，直接故意的证明相对困难----除非行为人有明确的作案动机（如报复社会、制造恐怖事件等），绝大多数案件以间接故意为基础进行指控。此时，对"明知"和"放任"的审查，就成为辩护的核心战场。此外，如果行为人仅具有毁坏财物或盗窃的目的，且采取了足以消除交通安全危险的有效措施（如选择废弃不用的铁轨、确认无列车通行后实施行为），则可能不成立本罪的故意。

二、行为对象的认定

（一）七类法定交通设施的界定

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七类法定的行为对象：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立法者之所以采用具体列举而非抽象概括的方式，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明确本罪的适用边界，避免因概念模糊而导致罪刑法定原则被侵蚀。辩护律师必须对每一类法定对象的规范内涵有清晰的认识。

（1）轨道。"轨道"主要是指铁路轨道，也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的轨道和电车轨道。轨道的破坏方式包括拆除钢轨、松动扣件、破坏道岔、损坏轨枕等。实务中，盗窃铁路钢轨、扣件的行为如果足以使列车发生倾覆危险，可能同时触犯盗窃罪与破坏交通设施罪，形成想象竞合。辩护中需注意，并非所有涉及轨道的行为都构成本罪----如果被破坏的轨道属于废弃、停用或封闭的线路，不可能有列车通行，则不应认定为本罪。

（2）桥梁。"桥梁"在此处指用于交通运输的桥梁，包括公路桥、铁路桥、城市立交桥、人行天桥等。破坏桥梁的行为通常表现为损毁桥面、破坏桥墩或桥台、切断桥梁承重结构等。辩护中的关键在于判断破坏行为是否达到了"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具体危险程度。如果仅仅破坏桥梁护栏、人行道板等非承重构件，且不会对通行安全造成实质威胁，则可能不构成本罪。

（3）隧道。隧道是公路和铁路穿越山体、水域等障碍的重要交通设施。破坏隧道的行为包括破坏衬砌结构、堵塞隧道出入口、损坏通风和照明系统、破坏隧道内的消防和监控设备等。隧道具有封闭性和不可替代性，一旦遭到破坏，往往难以在短期内修复，对交通运输安全的影响尤为严重。辩护中应关注被破坏部分在隧道整体安全体系中的定位以及破坏行为对通行安全的实际影响程度。

（4）公路。"公路"泛指供汽车、其他机动车辆和行人通行的公共道路，包括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以及城市道路。破坏公路的行为形式多样，如在路面上挖掘坑槽、设置尖锐障碍物、破坏路面结构和路基、损毁护栏和防撞设施等。辩护中需要注意：其一，破坏行为是否发生在公共通行的道路上；其二，破坏的程度是否足以使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倾覆或严重毁坏的危险；其三，被破坏路段是否有替代性通行方案可供选择，这会影响具体危险的判断。

（5）机场。此处的"机场"是指供航空器起飞、降落、滑行和停放使用的民用或军民合用机场及其附属设施。破坏机场的行为主要表现为破坏跑道、滑行道、停机坪的道面，损坏导航设备、灯光系统、通信设施等。鉴于航空运输的特殊性和高风险性，对机场设施的破坏往往被认定具有较高的危险等级。辩护中应关注被破坏设施在机场运行安全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并非机场内的所有设施均属于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意义上的"机场"设施（如候机楼内的商业设施即不在此列）。

（6）航道、灯塔、标志。"航道"是指供船舶安全航行的水域通道，包括内河航道和海上航道；"灯塔"是指为船舶提供导航和定位服务的航标设施；"标志"包括各类航标（如灯船、浮标、立标等）和交通标志（如铁路信号标志、公路交通标志等）。破坏此类设施的行为虽不直接作用于交通工具或通行面，但会显著提高船舶搁浅、碰撞或汽车误入危险路段的风险。辩护中，应结合《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海上交通安全法》等特别法规，判断被破坏设施的功能重要性等级。

（二）"其他破坏活动"的解释边界

"其他破坏活动"作为兜底条款，在实践中适用较为灵活，但也最容易引发争议。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其他破坏活动"必须是与明确列举的七类破坏行为在危险性质和程度上具有相当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认定情形包括：第一，在铁路上放置巨石、树木等障碍物，虽未损坏轨道本身，但足以导致列车脱轨倾覆；第二，破坏铁路信号控制系统或通信系统，使列车调度失去安全保障；第三，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内违规放飞无人机、孔明灯等，严重干扰航班起降安全；第四，篡改或破坏水上交通管理系统（VTS）的设备功能，造成船舶航行风险增大。

辩护律师在遭遇控方以"其他破坏活动"指控时，应当严格审查两点：其一，行为是否在性质上和危险程度上与前七类行为相当----这是适用兜底条款的实质前提。其二，控方是否在起诉书中明确说明了适用兜底条款的具体事实依据和法理依据----如果控方的指控缺乏充分的论证支撑，辩护律师应当向法庭提出明确的异议，要求控方补强其指控依据。对兜底条款的严格审查，不仅是程序正义的体现，也是防止本罪适用范围不当扩张的重要保障。

三、与破坏交通工具罪的区分

（一）两罪在立法体系中的位置

破坏交通设施罪（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与破坏交通工具罪（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同属危害公共安全罪，二者构成了刑法对交通运输安全的双层保护体系。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第一百一十六条保护的是交通工具本身的安全，第一百一十七条保护的是交通设施的安全。立法者将二者并列规定，体现了对交通运输安全的全面保护，同时也意味着在行为对象上存在明确的界限。

（二）核心区别

1. 行为对象不同。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行为对象是"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等交通运输工具本身；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行为对象是"轨道、桥梁、隧道、公路、机场、航道、灯塔、标志"等保障交通运输运行的基础设施。这是两罪最直观的区分标准。但在实务中，二者并非完全互斥。例如，行为人在火车上放置障碍物，既可能构成对交通工具的破坏（通过在车内设置危险物），也可能构成对交通设施的破坏（在铁路上放置障碍物通过影响轨道使用安全间接危及列车）。此时应具体判断行为的主要作用对象和主要作用途径，从而准确选择罪名。

2. 行为方式的侧重不同。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行为方式侧重于对交通工具本身的直接物理作用（如拆卸汽车刹车装置、破坏飞机的操纵系统、凿穿船底等）；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行为方式则侧重于对基础设施的间接性作用，通过破坏运行基础条件来危及交通工具的安全。这一差异在辩护实务中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行为人的破坏行为直接作用于交通工具而非交通设施，辩护律师应当主张将罪名从第一百一十七条变更为第一百一十六条（在量刑上两者并无实质差异，但罪名选择的正确性关系到司法文书的规范性和当事人对判决的接受度）。

3. 具体危险的判断标准略有不同。破坏交通工具罪的"足以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主要考察的是破坏行为对交通工具自身安全运行能力的影响；而破坏交通设施罪的"足以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主要考察的是被破坏设施对通行安全的保障功能是否丧失或严重受损。前者的危险性判断更加聚焦于具体车辆或航空器的安全状态，后者则更侧重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功能完整性。

（三）实务中的模糊地带与辩护应对

实践中，某些案件的行为对象可能兼具交通工具和交通设施的双重属性。例如，正在行驶中的列车属于交通工具，而停放在维修车间内的轨道车则更接近于交通设施的一部分。再如，移动式灯塔（灯船）虽然具有一定的"可移动性"，但其法律定位仍然是航道设施而非船只。辩护律师在遇到此类模糊情形时，应当从以下维度展开论证：第一，行为对象在交通运输系统中的主要功能和定位；第二，行为对象的物理性质和通常使用状态；第三，相关行政法规和行业技术标准对该对象的分类和定义。通过多维度的综合论证，引导司法机关对行为对象作出准确的定性。

四、辩护策略的系统化构建

（一）无罪辩护的主要路径

1. 对象否定辩护。主张涉案对象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的交通设施。这是最为彻底的无罪辩护路径，一旦成立，即从根本上否定犯罪的构成。辩护中需要重点论证：涉案设施是否具备交通运输的功能属性？是否处于实际运行或使用状态？是否属于"其他破坏活动"兜底条款的合理适用范围？例如，被告人破坏了一条已经废弃多年且被物理隔离的铁路支线，辩护律师可以从"废弃"和"隔离"两个事实出发，论证该设施已不再具有交通运输功能，不属于刑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保护范围。

2. 危险否定辩护。主张破坏行为不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本罪作为具体危险犯，要求破坏行为必须产生了现实的、具体的危险。如果通过专业鉴定可以证明破坏行为的危险程度极为有限----例如，被破坏的是桥梁的非承重护栏，本身不会导致车辆坠落的危险；或者破坏行为发生后，安全监控系统自动触发了列车紧急制动，避免了任何实际危险的出现----则危险要件不成立。在证据层面，辩护律师应当申请进行独立的专业性危险评估鉴定，以客观数据支撑危险否定的主张。

3. 主观故意否定辩护。主张行为人缺乏破坏交通设施的故意，或者根本不认识也不应当认识被破坏对象是交通设施。例如，在盗窃金属的动机下，行为人深夜在野外拆除了某段铁轨的扣件，但通过证据可以证明：行为人系文盲且长年生活在偏远地区，从未乘坐过火车，对铁路设施的功能完全不了解，仅仅认为这是"废铁"。此种情形下，行为人虽然具有盗窃的故意，但缺乏破坏交通设施罪所要求的故意内容。当然，此类辩护对证据的要求非常高，需要行为人的讯问笔录、证人证言、社会调查材料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来支撑其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4. 违法阻却事由辩护。主张行为存在紧急避险、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例如，行为人为避免更大范围的铁路灾难（如前方山体滑坡可能掩埋整列客车），而故意破坏后方的轨道设施以迫使列车紧急停车。此种情形下，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构成要件，但因为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更大的法益（列车上数百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可能成立紧急避险（《刑法》第二十一条），从而排除行为的违法性。辩护律师需要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危险的真实性、紧迫性和避险行为的适当性。

（二）轻罪辩护与罪轻辩护

1. 罪名变更辩护。根据案件事实，争取将重罪变更为轻罪。典型的轻罪辩护方向包括：第一，将破坏交通设施罪变更为故意毁坏财物罪----当破坏行为不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时，案件即从危害公共安全罪降格为侵犯财产罪，法定刑从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大幅降低至较低水平。第二，将故意破坏交通设施罪变更为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当行为人主观上仅具有过失而非故意时。第三，将破坏交通设施罪变更为盗窃罪----当行为人以盗窃为目的，且破坏行为不涉及交通安全危险时。

2. 犯罪形态辩护。在行为人的破坏行为被及时制止或自动中止的情况下，可以主张犯罪预备、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争取从宽处罚。本罪作为具体危险犯，其既遂标准在于"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如果破坏行为尚未实施完毕，或者虽已实施但不具有造成危险的实际可能性，可能成立犯罪未遂。如果行为人主动采取措施消除了已造成的危险状态，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辩护律师应仔细审查行为的时间节点和危险形成过程，寻找犯罪形态辩护的突破口。

（三）证据与鉴定意见的质证

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通常涉及大量的专业技术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交通设施损坏程度鉴定报告、交通运输安全影响评估报告、视频监控录像、交通运行数据记录、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以下方面：

第一，鉴定机构的资质和鉴定程序。破坏交通设施罪涉及铁路工程、桥梁工程、公路工程、航空工程等众多专业技术领域，鉴定机构必须具备相应领域的法定资质。辩护律师应当查验鉴定机构是否在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册之中，鉴定人是否具有相关专业的技术职称和执业资格。如果鉴定资质存在瑕疵，应当及时提出异议。

第二，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和鉴定依据的充分性。安全性鉴定评估不是主观判断，而应当依据相应的国家技术标准或行业规范。例如，对铁路轨道的安全性评估应参照《铁路线路修理规则》等技术规范；对公路桥的安全评估应参照《公路桥涵养护规范》。如果鉴定意见缺乏明确的技术标准依据，或者依据的技术标准已废止或与涉案设施类型不匹配，辩护律师应当提出有力的质疑。

第三，鉴定结论与客观事实的一致性。鉴定意见必须建立在客观、全面、真实的检材基础之上。如果检材来源不明、保存不当导致性状改变，或者鉴定人选择性采信了对控方有利的检材而忽略了其他关键材料，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就值得严重怀疑。辩护律师应当穷尽刑诉法赋予的调查取证权，充分调取有利于当事人的检材和相关资料，与控方的鉴定依据进行横向对比，寻找矛盾之处。

五、量刑辩护要点

（一）量刑辩护的基本框架

即便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破坏交通设施罪，量刑辩护仍然具有广阔的操作空间。破坏交通设施罪的法定刑跨度极大----从三年有期徒刑到死刑，涵盖了刑事司法中几乎全部的刑罚等级。这种巨大的量刑空间，为辩护律师的量刑辩护提供了充分的法律基础。量刑辩护应当以《刑法》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为总纲，全面发掘和运用各项法定及酌定量刑情节。

（二）法定从宽情节的运用

1. 自首。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在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关注被告人是否存在主动投案的情节，如实供述的范围是否覆盖了全部犯罪事实。即便被告人在到案过程中不够主动，但在到案后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也可争取认定为"视为自首"的从宽情节。

2. 立功。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中，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其他犯罪团伙的信息、协助追缴涉案财物和设备、协助调查上游犯罪等，均可认定为立功。

3. 认罪认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被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在破坏交通设施罪的量刑阶段，应当积极引导被告人认罪认罚（前提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在量刑协商中为被告人争取最大幅度的从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认罪认罚与无罪辩护不能同时进行，辩护策略的选择必须与当事人充分沟通后确定。

（三）酌定从轻情节的挖掘

1. 积极赔偿损失、取得被害方谅解。破坏交通设施罪虽然主要侵犯的是公共安全法益，但如果行为同时造成了交通设施管理者或使用者的财产损失，被告人主动赔偿并取得谅解的，可以作为酌定从轻情节。尤其是在破坏行为尚未造成人员伤亡的案件中，财产损失的赔偿和修复往往直接影响人民法院的量刑裁量。辩护律师应当积极促成被告人与被害方的沟通协商，争取达成赔偿协议并获取书面谅解。

2. 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如果被告人系初犯、偶犯，无其他违法犯罪前科，且作案动机并非出于报复社会或制造恐怖气氛等极端恶意目的，辩护律师应当向法庭强调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有限性和改造可能性，争取在量刑时的酌情从轻。特别是对于年轻被告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有需要抚养的未成年子女或需要赡养的年迈父母等情形，更应从人道主义角度请求法庭予以体恤。

3. 未造成实际严重后果。本罪的基本犯属于具体危险犯，不要求造成实际损害。但如果破坏行为确实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倾覆、毁坏或人员伤亡后果，且在案发后及时得到修复，这一事实应当作为衡量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参考。在量刑时，辩护律师应当将"危险程度较低、实际后果微乎其微"作为核心酌定情节向法庭重点陈述，争取在法定刑幅度内的最低处刑。

4. 案件起因的特殊性。如果破坏交通设施的行为起因于征地拆迁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等社会矛盾，且被告人系在情绪激愤或维权的驱动下实施行为，辩护律师应当向法庭说明案件的特殊背景，请求法庭在量刑时考虑行为人的犯罪动机与一般的恶意犯罪存在本质区别。当然，此类辩护需要把握好尺度，避免给人以"以维权为名为违法行为辩护"的不良印象。正确的辩护策略是：一方面承认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表达被告人的悔过态度；另一方面客观陈述案件的特殊起因，作为法院量刑时的酌情考量因素。

六、实务操作中的注意事项

（一）接案初期的关键动作

辩护律师在接受委托或指定后，应当第一时间完成以下工作：第一，核实涉案交通设施的具体类型和功能状态，尽可能获取设施的权属证明、运行记录和管理规定等文件。第二，了解破坏行为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必要时委托有资质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独立的现场勘察。第三，判断是否存在共同犯罪或多罪名竞合的情形。第四，评估案件的社会关注度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处理态度，提前预判可能面临的办案压力，为辩护策略的选择做好心理和组织准备。

（二）会见中的重点核实事项

在会见当事人时，除了核实一般性案件事实外，辩护律师应特别关注以下问题：行为人对被破坏设施的功能是否有清晰的认知？行为时是否存在饮酒、吸毒等影响认知能力的情形？是否有他人教唆、胁迫或诱导？是否在行为前或行为后采取了任何可能降低危险的措施？是否有自首、立功、坦白等法定从宽情节应当被记录但尚未被办案机关记录在案？这些问题的核实结果，将直接影响后续辩护策略的选择和具体辩护方案的设计。

（三）与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沟通

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往往涉及交通运输、铁路管理、民航管理、海事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门。辩护律师应当依法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调取涉案设施的技术档案、安全检查记录、维护保养台账等文件，了解设施的真实运行状态和历史安全状况。在部分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认定意见可能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定性，辩护律师应当善于运用行政程序中发现的事实来支撑辩护主张。例如，如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出具的文件载明涉案设施为"废弃设施"或"备用设施"，则可能成为否定犯罪构成的有力证据。

（四）专家辅助人的有效运用

鉴于破坏交通设施罪涉及高度专业化的工程技术问题，辩护律师应当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二条），对控方鉴定意见和安全性评估报告进行有效质证。专家辅助人的选任应当注意：第一，选择在涉案设施类型对应的技术领域具有公认专业水准的专家；第二，确保专家辅助人同时具备一定的出庭应询经验，能够在交叉询问中清晰、准确地表达专业意见；第三，提前与专家辅助人充分沟通案件事实和辩护目标，做好庭前准备工作。专家辅助人的专业意见，往往能够在复杂的技术性问题上为法庭提供不同于控方的独立判断视角，是技术性辩护的有力支撑。

（五）类案检索与量刑参考

随着人民法院案例库和相关司法数据平台的不断完善，类案检索已成为刑辩律师开展量刑辩护的必需工具。在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系统检索与本案在行为对象、破坏方式、危险程度、量刑情节等方面高度相似的生效判例，形成类案检索报告，作为量刑建议的参考依据提交法庭。类案检索不仅能够帮助辩护律师更准确地预测量刑结果，也能在法庭辩论中发挥重要的说服功能----通过展示同类案件的普遍量刑水平，促进人民法院在同案同判的司法原则下作出公正的量刑裁量。

七、法律法规索引

（一）刑事法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七条----破坏交通设施罪基本条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一百一十九条----结果加重犯与过失犯条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条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六十七条----自首条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20年修正）第六十八条----立功条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九十二条----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修正）第十五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8.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法发〔2021〕21号）

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2019年）

（二）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2015年修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修正）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2021年修正）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2021年修订）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9年修订）

6. 《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39号）

7.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

8.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3号）

9.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8号）

10. 《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审核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10号）

（三）技术标准与规范

1. GB 50201-2014《防洪标准》----桥梁涉水墩台防护标准

2. JTG 5120-2021《公路桥涵养护规范》----桥梁安全性评估技术标准

3. TB/T 2099-2006《铁路线路修理规则》----轨道结构安全性评估技术标准

4. MH 5001-2021《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机场跑道和导航设施技术标准

5. JTS 181-2016《内河通航标准》----航道技术等级与安全要求

结 语

破坏交通设施罪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重要罪名，其辩护工作兼具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的多重挑战。刑辩律师不仅需要精通刑法条文和刑事诉讼规则，还需要了解轨道交通、桥梁隧道、航空航海等多个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在公共安全的价值取向下找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精准平衡点。

纵观本罪辩护的全流程，从行为对象的认定、具体危险的判断，到主观故意的审查、鉴定意见的质证，再到量刑情节的综合运用，每一个环节都为刑辩律师提供了施展专业才华的空间。在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下，刑辩律师应当以专业、严谨、务实的态度，在对每一个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的辩护中践行法治精神，在维护个案公正中推动刑事司法的整体进步。愿本文的梳理与思考，能为同行同仁在破坏交通设施罪案件的专业辩护中提供一份有益的参照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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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