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一、深夜的电话

那是深秋的一个夜晚，接近午夜时手机突然响起。我接起电话，对方的声音很低沉，带着某种克制的紧迫感："胡律师，我是某部保卫处的。有一个案子想请您介入。我们的一个连长被军事检察院批准逮捕了，罪名是私放俘虏。案件很快就要移送到军事法院。上面对这个案子很重视，指示要依法严办。但我们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不同看法，想请你先看看卷宗。"

这是我执业生涯中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代理私放俘虏罪案件。在此之前，我对刑法第四百四十七条的印象仅停留在法学院的教材中----它属于"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在和平年代很少被适用。而这一次，它真实地摆在了我面前。

第二天一早，我驱车前往位于郊区的军事看守所。会见室很小，一张铁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监控摄像头。等了大约十分钟，一个身穿军便服的年轻人被带了进来。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看上去大约三十岁出头。他就是当事人----某边防连连长王上尉。

王上尉坐下后，沉默了很久。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微微发抖。终于，他抬起头看着我说："胡律师，我不后悔。那个人如果不放走，可能已经死了。但如果法律要追究我的责任，我也认。"

这句话让我意识到，这个案子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私放俘虏"问题。它背后涉及战场伦理、人道考量、命令冲突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而这些因素，都将成为我辩护的基点。

二、罪名的法律构造与军事法背景

刑法第四百四十七条规定得很简洁："私放俘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私放重要俘虏、私放俘虏多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罪名属于"军人违反职责罪"（刑法第十章），适用的主体是现役军人。它的法益是军事利益，具体来说是部队对俘虏的管理秩序和军事纪律。

要理解本罪的构造，需要先厘清几个核心概念。

首先是"俘虏"的定义。根据日内瓦公约和我国的相关军事法规，俘虏是指在武装冲突中被敌方俘获的战斗人员。这里的"敌方"是一个关键限定----在武装冲突中与我方处于敌对状态的一方。在和平时期的边境摩擦或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抓获的人员是否属于"俘虏"，在理论上存在争议。

其次是"私放"的含义。私放是指未经合法批准，擅自释放俘虏的行为。这里的"私"是相对于"公"而言----必须是没有经过军事指挥机关批准的擅自行为。如果释放俘虏经过了批准程序，即使事后证明批准是错误的，也不构成本罪。

第三是"重要俘虏"的认定。刑法将"私放重要俘虏"作为加重情节，但什么是"重要俘虏"？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通常以俘虏的军衔、职务、掌握的情报价值、在敌方中的地位等因素综合判断。

第四是"其他严重情节"的兜底条款。这给法庭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也为辩护带来了不确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本罪是故意犯罪，要求行为人明知释放的是俘虏而故意将其放走。如果是因疏忽大意导致俘虏脱逃，则可能构成擅离职守罪或玩忽军事职守罪，但不构成本罪。

三、王上尉的故事：战场伦理与法律命令的冲突

通过反复查阅卷宗和多次会见王上尉，我逐渐拼凑出了案件的全貌。

事情发生在中缅边境的一处丛林地带。王上尉的连队奉命在该区域执行边境封控任务。某日凌晨，巡逻组在山间小路上发现了一名身负重伤、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男子。该男子身穿迷彩服，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但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有地图、指南针和一些干粮。巡逻组初步判断此人可能是邻国非政府武装组织的一名成员，该组织近期频繁越境活动。

连队按照处置预案将该男子羁押在一个临时设立的看押点。由于地处偏远，向上级请示和移送都需要时间。王上尉命令卫生员对男子的伤口进行简单处理后，安排在押的第三天将其移送至后方指挥部。

但问题出在第二天晚上。男子突然出现严重的伤口感染，高烧超过四十度，意识模糊，生命体征极度不稳定。卫生员判断，如果不立即送医，男子可能在几小时内死亡。而最近的医疗点----一家乡镇卫生院的急救站----距离看押点有大约两小时车程。

王上尉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按照程序等待上级命令，但男子可能在这期间死亡；要么立即将男子送往医院，但这意味着实质上的"释放"。

他选择了后者。他命令两名战士将男子抬上车辆，连夜送往乡镇卫生院。到达卫生院后，他向医生简单说明了情况，请求紧急救治。由于夜间只有值班医生和两名护士，安保措施几乎为零。男子在接受初步治疗后，大约凌晨四点，趁值班人员不注意，从卫生院的侧门逃离，至今下落不明。

这就是本案的基本事实。控方的指控逻辑很简单：王上尉未经批准，擅自将俘虏带离看押场所，导致其脱逃，构成私放俘虏罪。

但在我看来，这个案子远比控方描述的复杂。

四、核心辩点之一："俘虏"身份的法律认定

我决定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入手：该男子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俘虏"？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前置问题。如果该男子不是俘虏，则私放俘虏罪就无从谈起。

我仔细研究了控方认定该男子为"俘虏"的依据。控方的主要证据是：该男子身穿军装式迷彩服；来自邻国非政府武装组织，该组织与我方边防部队多次发生武装摩擦；身上携带军用地图等装备。

但这些证据并不能直接推导出"俘虏"的法律身份。

首先，"俘虏"要求被俘人员是武装冲突中敌方武装力量的成员。邻国的非政府武装组织是否属于"敌方武装力量"？这需要判断该武装冲突的性质和该组织的法律地位。根据国际人道法，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斗人员被俘后的法律地位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俘不同。在国内刑法的适用中，"俘虏"的概念是否应当与国际人道法保持一致？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其次，该男子被抓获时处于"半昏迷状态"，身上没有身份证明，也从未承认自己的身份。即使有理由怀疑他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也不能排除他可能是平民、难民或迷路的猎人。在法律上，"怀疑"不等于"确认"，"疑似俘虏"不等于"俘虏"。

第三，该男子被送往医院后自行逃离的行为，从反面证明他可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俘虏"----因为真正的俘虏如果离开看押场所，应当知道后果，通常不会轻易逃跑，除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俘虏"身份。

我在庭前会议上向军事法院提交了详细的论证意见，对"俘虏"的身份认定提出质疑。我请求法院在对该男子身份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遵循"疑罪从无"原则，不将其认定为俘虏。

军事法院驳回了我的这一请求，认为现有证据足以认定该男子具有俘虏身份。但法官在裁定中的措辞留下了余地："虽然现有证据尚不能证明该男子属于典型意义上的武装冲突俘虏，但综合全案情况，可以认定其属于刑法第四百四十七条调整的对象范围。"

这个裁定虽然维持了控方的指控基础，但它的措辞----"不能证明属于典型意义上的俘虏"----为我后续的量刑辩护提供了依据。

五、核心辩点之二："私放"的故意与放任的区分

接下来，我将辩护火力集中在本罪的另一个核心要件上："私放"的故意。

王上尉的行为是否构成"私放"？他把男子送往医院的本意是救治，而不是释放。男子的脱逃发生在医院，而不是看押点，而且是在王上尉不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王上尉是"送医"还是"私放"？这其中的区别至关重要。

我在庭审中详细论证了以下观点：

第一，王上尉的主观目的是救人，而非放人。他将男子送往医院的决策，是基于对男子生命危险的判断。卫生员的证词证明了这一点----"连长说，先救人要紧，有什么责任我担着"。这充分说明王上尉的行为动机是人道的，而非对抗军事纪律的。

第二，王上尉没有"私放"的故意。刑法上的故意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王上尉认识到的是"如果不送医，男子会死亡"，他希望避免的是这个结果，而不是男子脱逃。对于男子在医院脱逃这一结果，王上尉既没有希望，也没有放任。

第三，"送医"和"私放"在行为外观上有着本质区别。如果王上尉想私放俘虏，他完全可以命令战士将男子送到边境线附近直接放走，而不是冒着被追责的风险送往人群密集的乡镇卫生院。送往医院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他没有释放的意图。

第四，男子是在医院脱逃的，脱逃行为发生在医疗救治过程中。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有看护患者的义务，王上尉将男子送到医院交给医生后，对男子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减弱。在这种情况下，男子的脱逃更接近于"意外事件"或者"看管不严导致的脱逃"，而非"私放"。

这些论证在法庭上引起了激烈的辩论。控方坚持认为，王上尉明知将俘虏带离看押场所可能导致其脱逃，仍然实施了这一行为，主观上至少是间接故意。控方引用了一个类比：如果看守所干警将罪犯带离监狱去医院治病，罪犯在医院脱逃了，干警是否构成私放在押人员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王上尉的行为也应认定为私放俘虏。

我回应说，这个类比不成立。看守所干警带罪犯就医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和审批程序，而且通常会安排足够的人手进行看管。王上尉在战场前沿地带，既没有明确的程序指引，也没有充足的人力保障。他的行为是在极端环境下的紧急决策，不能与和平时期的标准相提并论。

六、核心辩点之三：战时特殊环境的规范评价

这个案件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发生在战时（边防封控）环境中。虽然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战争，但与和平时期的军事管理存在本质区别。

我邀请了一位军事法专家作为专家辅助人出庭。他阐述了以下观点：

战场环境下的指挥决策有其特殊的法律评价标准。战场上的指挥官经常面临时间紧迫、信息不完全、资源有限的决策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要求指挥官做出完美的决策，只能要求他们做出在当时条件下合理的决策。如果法律以和平时期的标准去评价战场决策，那将导致指挥官在战场上畏首畏尾，不敢做出任何决定，这反而会损害军事利益。

他进一步指出，军事司法实践中存在"战场决策豁免"原则----指挥官在战场上基于诚实、合理的判断做出的决策，即使事后证明是错误的，也不应当受到刑事追究。这一原则在英美法系中已有成熟的实践，在我国军事司法中虽然尚未明确确立，但其精神是值得借鉴的。

我还调取了该地区的军事地形图和气象记录。证据显示，事发当天的气象条件非常恶劣，暴雨导致多处道路中断，无线电通信也受到严重影响。王上尉在做出送医决定时，确实无法及时联系上级请求指示。他的行为是在通信中断、情况危急的条件下的自主判断。

这些论证虽然没有完全说服法庭否定指控，但显著影响了法官对王上尉行为的主观评价。在最终的判决说理中，法院明确指出："被告人系在战场环境、通信中断、情况紧急的特殊条件下作出的行为，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明显低于和平时期的同类行为。"

七、罪责与量刑：从五年到二年的降档逻辑

私放俘虏罪的基本法定刑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加重情节是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控方没有指控加重情节，这意味着本案的量刑范围在五年以下。

但这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严格按照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来量刑，王上尉的军旅生涯将戛然而止。

我在量刑辩论中提出了以下几个关键点：

第一，行为的动机是救人而非谋私。王上尉没有任何个人利益驱动，他的行为完全是出于人道考量。这与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私放俘虏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第二，结果的不确定性。男子脱逃后是否造成了实质性危害？控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男子的脱逃对我方军事利益造成了具体损害。男子本身就是身负重伤的状态，即使脱逃也很难继续从事敌对活动。

第三，自首情节的认定。王上尉在事发后立即向连队指导员书面报告了全部情况，没有隐瞒，没有逃遁。他的行为属于"自动投案"，应当认定为自首。

第四，战时环境的考虑。如前所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应当作为减轻处罚的重要因素。

第五，一贯表现。王上尉在军旅生涯中多次立功受奖，是边防部队中的业务骨干。他在该事件之前没有任何违纪记录。

军事法院最终以私放俘虏罪判处王上尉有期徒刑二年。这个结果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无罪的目标，但相对于指控的五年的上限，已经是相当成功的辩护。

更重要的是，军事法院在判决中特别提出了一项"司法建议"：建议军事指挥机关完善战场紧急情况下的人道处置程序规范，为前线指挥官的紧急决策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这从侧面说明，法院也认识到了本案背后存在的制度性问题。

八、与相关罪名的区分：体系化的辩护路径

在私放俘虏罪的辩护中，罪名的区分也是一个重要的策略方向。私放俘虏罪与刑法中的其他相关罪名之间存在交叉和界限，厘清这些界限有助于在合适的情况下争取更轻的定性。

首先是与擅离军事职守罪的区分。擅离军事职守罪是指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擅离职守，因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如果王上尉的行为能被定性为擅离职守----即他"离开"了看押俘虏的职责----而不是"私放"俘虏，量刑就会大幅降低。擅离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在本案中，王上尉亲自参与了送医，而不是自己离开让其他人放走俘虏，这一辩护角度存在困难。

其次是与玩忽军事职守罪的区分。玩忽军事职守罪是指指挥人员或者值班、值勤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如果王上尉的行为被认定为"不正确履行职责"----他应该先请示上级而不是自行决定----而不是故意私放，那么定性就从故意犯罪变为了过失犯罪。但在本案中，王上尉明确知道自己正在将军人身份不明的男子带离看押场所，他的行为具有明确的故意性，不符合玩忽职守罪的过失特征。

第三是与执行命令行为的关联。军事刑法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虽然王上尉没有执行上级命令（因为无法联系），但如果他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符合部队的一般原则和惯例----即在前线紧急情况下，抢救伤者是各种决策中的优先选项----那么这种行为可以被视为对一般性原则的遵守，在量刑时应当从宽处理。

在实际辩护中，我更倾向于不在定罪阶段提出罪名变更（因为证据不支持），而是将这些罪名的量刑标准作为量刑对比的依据：王上尉行为的实质危害性，与人道救助的动机相结合后，更接近于过失犯罪而非故意犯罪，应当在量刑上体现这一评价。

九、军事司法的特殊性：辩护策略的多元化

代理军事法院的案件，与代理地方法院的案件有着显著不同。这些差异既带来了挑战，也提供了独特的辩护空间。

首先是证据规则的差异。军事刑事诉讼在证据采信上有着更为严格的标准，特别是在涉密证据的保护和使用方面。在本案中，控方提供了多份被标注为"秘密"的军事行动指令和战术地图作为证据，但这些证据由于保密要求，我们在辩前无法完整查阅。我依照军事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申请了"证据摘要"----由军事法院在保护秘密的前提下，提供证据的核心内容的非密摘要。这一程序保障了辩方的知情权，同时也意味着辩方在面对涉密证据时始终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

其次是证人出庭的特殊性。军事案件的证人通常是现役军人，其出庭作证需要经过所在部队的批准。有些关键证人的出庭会涉及军事行动的保密问题，在操作上比地方法院更为复杂。我申请了多名证人出庭，但只有三人获得了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我转而更多地依赖书面证言和专家意见，建立了一个"文书证据链"来替代证人当庭陈述。

第三是审判组织的构成。军事法院的合议庭通常由军事法官和军人陪审员组成。军人陪审员对军事情境的理解比普通陪审员更为深入，这对于主张"战场特殊环境"的辩护策略是有利的。我在庭审中特别注意使用军事术语和军事逻辑来组织论证，以便更好地与军人陪审员的思维方式对接。举例来说，在描述王上尉面临的决策困境时，我有意使用了"战场决策周期"（OODA循环）这一军事术语----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来说明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指挥官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四个步骤，不可能像和平时期那样从容论证。这种表达方式明显引起了军人陪审员的共鸣，我注意到有几位陪审员在听到这个术语时露出了理解的神情，甚至轻微点头。这种非语言的反馈，对于辩护律师调整论证策略是非常宝贵的信息。

第四是上诉和申诉程序。军事法院采取两审终审制，但高级军事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的组织结构与地方法院存在差异。我建议王上尉及其家属充分了解上诉权的行使方式，并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上诉，虽然二审维持了原判，但上诉过程中的补充论证为进一步争取从宽处理留下了记录。

十、私放俘虏罪的立法论审视：和平年代的"沉睡"罪名

私放俘虏罪是刑法中一个极其特殊的罪名。它位于"军人违反职责罪"一章，与"投降罪""战时临阵脱逃罪""违令作战消极罪"等战时犯罪并列。这些罪名的共同特点是：在和平年代极少被适用，但在战争或武装冲突状态下，它们可能成为军事司法中最常适用的罪名之一。

然而，和平年代的"极少适用"并不意味着这些罪名失去了意义。相反，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法律宣誓----它们告诉了每一名军人，在战场上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们是军事纪律的最后一道防线。

但问题在于：如果一条法律长期不被适用，当它突然被适用时，往往会出现法律解释上的巨大分歧。这正是我在王上尉案件中遇到的困境。军事检察院、军事法院和我作为辩护律师，在"俘虏"的定义、"私放"的构成、"战场环境"的评价等关键问题上，几乎找不到任何具有参考价值的判例。

这种判例的匮乏，对于一个刑辩律师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挑战在于，没有先例可循，辩护的每一步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机会在于，没有既定规则意味着更广阔的说服空间----你可以用更基础的法律原则（如罪刑法定、责任主义、比例原则）来论证，而不是被既有的裁判规则束缚。

我在这个案件中，大量引用了国际人道法的原则和外国军事法庭的判例。虽然这些外国判例对中国军事法院没有约束力，但它们提供的分析框架和论证思路，对于说服法官理解战场决策的特殊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由此形成了一个认识：在冷门罪名的辩护中，辩护律师需要具备"立法论"的视野----不仅要就案办案，还要思考这个罪名背后的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和时代适应性。有时，辩护意见虽然不能完全改变判决结果，但可以对军事司法实践产生长远影响，为后来者留下更清晰的法律路径。

十一、尾声

王上尉服刑期满后，没有回到原部队。我后来听说他转业到了地方，在一个边境小城做了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我们之间没有再联系过，但我有时会想，他在那个小城里平静地生活着，远离了他曾经守卫的边境线，远离了丛林中的那个雨夜。

有一次我在整理旧文件时，翻到了这个案子的卷宗复印件。看着那一页页发黄的纸张，我想起了王上尉在最后一次会见时说的话："胡律师，我知道自己违了纪，但我没有违心。"

这句话，也许是对这个案件最好的注脚。

私放俘虏罪是一个"沉睡"的罪名----在和平年代极少被适用，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提醒着我们：在战争与人道之间、纪律与良知之间、命令与判断之间，法律需要为那些身在前线的人留下一块缓冲地带。这块缓冲地带不是为违法者设立的避风港，而是为那些在极端环境中竭尽全力做出正确决策的人提供的一种法律理解和宽容。

作为刑辩律师，我们处理的每一个案件，本质上都是在对人性的边界进行测量。而当我们将军人----那些被要求服从绝对纪律的人----置于法律的天平上时，我们更应当审慎而慈悲。因为在战场那种极端环境中，一个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不是在安静的书房里用充足的时间思考出来的，而是在枪炮声、风雨声和同伴的喘息声中，凭借最朴素的本能和最底层的良知做出的。法律可以评价这些决定的正误，但法律也应当为做出这些决定的人，保留一份基于情境的理解。

这让我想起一位退休的老军事法官对我说过的话："战场上的法律，永远有两张面孔----一张是纪律，一张是人性。两者缺一不可。"也许这就是私放俘虏罪这条看似冰冷的法条背后，最温暖的底色。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