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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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拒传、假传军令罪典型案例深度复盘与辩护策略分析

二、罪名的法律渊源与制度背景

拒传、假传军令罪规定于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对于战时拒绝、故意延误传递军令，或者假传军令，危害作战利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本罪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战时军事指挥链条的完整性和有效性，确保作战命令能够准确、及时地传达至各执行单位。

现代战争的核心要素之一是「信息主导」----指挥官的意图必须通过命令传递链得以准确贯彻，任何在传递链上的失效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从历史上看，「错误传令」或「延误传令」导致战役失败的案例比比皆是：历史上多次重大战役的失败，都与命令传递的失真或延误密切相关。正是这一历史教训，使得对军令传递行为的刑法规制成为各国军事法律的共同内容。

本罪包含三种行为形态：第一，「拒传军令」----拒绝履行传递军令的职责；第二，「故意延误传递军令」----有意拖延军令的传达时间；第三，「假传军令」----伪造或篡改军令内容后传达。三种行为形态中，「假传军令」的社会危害性最大（可能导致部队作出与命令意图完全相反的行动），在司法实践中也受到最严厉的追诉。

三、构成要件深度解析

（一）主体要件：军人身份

本罪主体为现役军人，通常为担任军事通讯、联络、参谋等职务的军事人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罪的主体并不限于「传令兵」等专职传令人员，任何在军令传递链条上承担传递职责的现役军人均可构成本罪。辩护律师应当核查被告人的具体职务和职责范围，确认其是否确实负有传令义务。

（二）主观要件：故意

本罪为故意犯罪，三种行为形态均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确的故意：「拒传」要求行为人知悉军令但明确拒绝传达；「故意延误」要求行为人明知延误可能影响作战但仍有意拖延；「假传」要求行为人故意改变军令内容或伪造军令。如果行为人系因通讯设备故障、身体原因（如受伤昏迷）或不可抗力而未能及时准确传令，则主观故意不成立，不构成本罪。辩护律师在主观要件上的辩护空间，通常需要通过证明客观障碍的存在来实现。

（三）「危害作战利益」结果要件

本罪要求行为须「危害作战利益」，即对战斗行动产生实质性的不利影响。这一要件具有相当的弹性：什么程度的影响才构成「危害」？是要求造成实际的战损，还是仅需存在危害的抽象可能性？司法实践中通常采取折中立场：不要求造成具体的战斗失利，但需证明行为对作战行动的指挥协同产生了实质影响。辩护律师应当在此要件上展开深入辩护，通过军事专家证词证明行为对作战利益的影响程度，争取将「危害」的认定限制在合理范围内。

（四）「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

本罪的三个量刑档次（三年以下、三年至十年、十年以上或无期徒刑）与情节严重程度直接挂钩。「情节特别严重」通常指假传军令或故意延误传令直接导致重大战斗失利、重大人员伤亡或关键战略目标的失守。辩护律师在量刑辩护中，对「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应当提出有依据的质疑，争取将量刑档次降至较低水平。

四、三种行为形态的辩护侧重点

（一）拒传军令的辩护

「拒传军令」的认定要求行为人明确拒绝履行传令职责。辩护律师的主要工作方向：第一，核查行为人是否确实负有传令职责（职务范围核查）；第二，核查行为人「拒传」的主观原因----是出于对命令合法性的合理怀疑（如命令明显违法），还是单纯的怠工或对抗？在极端情形下，如果命令内容明显违反军事法律或战争法，行为人拒绝传令可能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基础；第三，核查传令失败是否存在客观原因（如通讯设施故障、道路阻断等）。

（二）故意延误传令的辩护

「故意延误」是三种行为形态中最难认定「故意」的类型，因为传令过程中客观上可能存在多种延误原因（道路崎岖、天气恶劣、通讯信号差等）。辩护律师应当重点攻防「故意」的认定：收集所有能够证明延误系客观原因造成的证据（气象记录、道路状况报告、通讯设备维护记录等），使「故意延误」的指控在证据层面难以成立。

（三）假传军令的辩护

「假传军令」是本罪中危害最重、辩护难度最大的行为形态。对于「假传」的认定，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第一，军令的原始内容与传达内容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异，还是仅为表述上的差异？措辞表达上的细微差异并不必然构成「假传」；第二，行为人是否确实知悉原始军令的准确内容？如果传令过程经历了多个中间环节，行为人收到的信息本身可能已存在偏差；第三，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假传」的故意？如果行为人对军令内容产生了合理误解并据此传达，可能属于「误传」而非「假传」，性质完全不同。

五、典型案例深度分析

案例一：战时通讯兵延误传令案（参考公开报道）

某部队通讯兵赵某在执行战时传令任务时，以「体力不支」为由在指定交接点延迟等候，导致命令传达比预定时间延误约一小时，影响了配合行动的另一部队按时展开作战行动。赵某被以拒传、假传军令罪（故意延误传令）提起公诉。

本案辩护律师的工作重点：第一，核查延误一小时对作战行动的实际影响----是否构成「危害作战利益」？另一部队因延误所采取的自主应对措施是否使损失降至最低？第二，核查「故意」的认定----赵某「体力不支」的主张是否有客观证据支撑（如事后的体能评估、任务路程的记录等）？如果赵某确实存在体力极限，则「故意」的认定存在合理争议；第三，量刑辩护：赵某服役期间表现良好、无前科、案后深刻悔悟。最终，法院在认定坦白情节并综合考虑其服役表现后，判处赵某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

案例二：参谋假传作战命令案（参考公开报道）

某部队作战参谋李某，在上级命令要求「就地坚守」的情况下，自行判断形势不利，将命令篡改为「撤退」后传达给下级。下级部队据此撤退，导致阵地暂时失守，后经上级紧急介入才得以挽回。李某被以拒传、假传军令罪（假传军令）提起公诉。

本案的辩护难度极高----「假传」事实清晰、客观损失存在。辩护律师的核心工作在量刑辩护：第一，强调李某系出于对战局形势的（错误但）真实判断，而非出于个人私利或恶意；第二，实际损失通过及时补救得以大幅控制；第三，李某在事后主动向上级坦白篡改命令的行为，表现出悔罪诚意；第四，李某此前有多年优秀服役记录。法院在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后，将量刑降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档内的较低区间。

六、无罪辩护的主要路径

（一）主体不适格

如行为人并不承担传令职责，或其实际职务不包含军令传递义务，则主体要件不成立。辩护律师应当调取被告人的职务说明、岗位职责规定等材料，核查其是否确实负有传令义务。

（二）主观故意不成立

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系因客观障碍（通讯故障、道路阻断、体力耗竭、受伤昏迷等）而导致传令失败，或者因对军令内容的合理误解而传达了与原始内容不符的信息，主观故意不成立。

（三）「危害作战利益」未成立

如果传令失败最终未对作战行动产生实质性影响（如行动因其他原因已经取消，或下级部队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了正确命令），则结果要件不成立，应认定为犯罪未遂（量刑从宽）甚至无罪。

七、量刑辩护的策略框架

（一）情节档次的精准控制

本罪的三个量刑档次差距悬殊，争取将量刑认定在较低档次是量刑辩护的首要目标。辩护律师应当系统分析「情节」的认定标准，重点质疑「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是否准确，如果能够将认定降至「情节严重」或「情节一般」，量刑上的差异是巨大的。

（二）自首情节的挖掘

在许多案件中，行为人在事后主动向上级报告了传令失误或假传行为，这种自我揭发在适当条件下可能构成自首。辩护律师应当细心审查行为人向上级报告的时间和方式，评估自首的认定条件。

（三）服役表现材料的系统整理

被告人的服役经历和荣誉记录，是军事法院量刑中最受重视的从宽依据之一。辩护律师应当全面调取被告人的服役档案、嘉奖令、立功证书等材料，在庭审中系统呈现被告人作为一名军人的整体正面形象，争取量刑上的最大从宽空间。

八、证据审查核心要点

（一）原始军令的内容与保存情况

军令的原始内容是证明「假传」或「拒传」的核心证据。辩护律师应当申请调取原始军令的完整记录（书面文本、电子记录、通讯录音等），核查传达内容与原始内容之间的差异是否确实存在及其程度。

（二）传令过程的客观记录

现代军事通讯通常有电子记录，辩护律师应当申请调取传令过程的完整通讯记录，还原传令行为的全过程，为辩护提供客观基础。

（三）对作战利益影响的独立评估

「危害作战利益」的认定需要军事专家的专业评估。辩护律师应当申请独立的军事专家对传令失误对作战行动的实际影响进行评估，质疑指控方对「危害」程度的夸大认定。

九、涉军辩护的整体反思

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辩护，集中体现了涉军辩护的三大核心矛盾：军事纪律的严格性与刑法人道主义的温情之间的张力；战场特殊性与普通法律逻辑之间的鸿沟；军队文化中「认错服从」的传统与现代司法对「自我辩护权利」的保护之间的冲突。辩护律师的工作，正是在这些张力与冲突中寻找平衡点，为当事人争取最公正的司法结果。这不是对军事纪律的对抗，而是对法律精神在军事领域中得到完整贯彻的坚守。

十、与「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的比较分析

拒传、假传军令罪与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刑法第四百三十三条）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两者均可能通过虚假信息干扰部队的正常运作，但两罪之间存在重要区别：第一，行为对象不同。拒传、假传军令罪直接针对军事命令（具有法定约束力的指令），而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针对的是对军事情况的虚假陈述（不具有命令效力）；第二，行为性质不同。拒传、假传军令罪是对命令传递链条的破坏，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是通过散布谣言影响士气；第三，主体范围不同。拒传、假传军令罪的主体通常是承担传令职责的军事人员，而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的主体范围更广，可以是任何军人乃至非军人。在某些行为同时涉及两个罪名的竞合情形下，辩护律师应当深入分析行为的核心性质，为当事人选择最有利的罪名认定方向。

十一、辩护律师应对军事法庭的特殊准备

在军事法院代理案件，与地方法院相比有若干特殊的准备要求：

第一，熟悉军队条令条例体系。军队的条令条例是认定「违令」行为的基础性规范，辩护律师必须熟悉与涉案行为相关的军队条令。在拒传、假传军令罪案件中，相关的通讯传令规程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第二，了解军事指挥体系的运作逻辑。军事法庭的法官通常对军事指挥体系有深刻理解，辩护律师若对这一体系缺乏了解，很难有效地在法庭上论证传令行为的性质。在复杂的军事指挥场景中，律师需要对指挥架构、命令层级、传递协议等有基本的认知。

第三，建立涉军案件资源网络。军事刑事辩护是高度专业化的领域，辩护律师应当通过长期积累，建立与军事法律专家、退役军官、军队纪检人员的专业联系网络，以便在案件需要时快速获得专业支持。

十二、接案核心工作清单

拒传、假传军令罪案件接案后的核心工作清单：（一）核查被告人的职务职责，确认传令义务的存在及范围；（二）调取原始军令的完整文本及传递记录；（三）核查传令过程的通讯记录；（四）评估是否存在客观障碍导致传令失误的证据；（五）对于「假传」案件，核查原始军令与传达内容的差异程度；（六）调取战时状态的认定材料（确认「战时」要件）；（七）申请军事专家对「危害作战利益」进行独立评估；（八）调取被告人服役档案、荣誉记录；（九）核实到案经过，评估自首/坦白的认定条件；（十）制定综合辩护方案，明确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的策略重心。

十四、历史视角下的传令忠诚义务

在军事史上，「传令忠诚」一直是军队运作的核心价值之一。从古代军队的传令制度，到近现代战争中无线电通讯的广泛应用，命令传递的准确性始终是战斗胜负的关键变量。一个著名的历史案例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轻骑兵冲锋」（1854年）----由于命令传达中的歧义，英国轻骑兵旅冲向了错误的目标，造成灾难性的伤亡。这一案例深刻说明了命令准确传达的战略价值，也从历史维度解释了各国军事法对传令行为予以刑事规制的深层逻辑。辩护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理解这一历史背景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法律规范的目的，从而在辩护论证中把握正确的价值取向。

十五、从比较法视角看传令责任的法律规制

世界主要国家对传令责任的法律规制具有高度相似性，这反映了这一制度背后的共同军事逻辑。美国军事法典中的「不服从上级命令罪」和「故意危害军事行动罪」，与中国刑法中的拒传、假传军令罪在构成要件上高度接近；英国军事法中的「不服从作战命令罪」同样以对作战行动的危害性为核心要件。这种跨越国家边界的法律共识，说明对传令行为的刑事规制是军事法律体系的普遍共识，辩护律师在论证法律适用问题时，可以适当引用比较法资料加强论证的权威性和说服力。

十六、辩护律师在不同案件阶段的工作重点

侦查阶段：应当第一时间介入，申请证据保全（尤其是原始军令记录和通讯记录），防止对辩护有利的证据在保管不当中灭失；同时与被告人建立信任关系，引导其如实供述有利于自己的事实，避免在侦查阶段过度认罪。审查起诉阶段：与检察院充分沟通，就「危害作战利益」的认定、情节严重的标准等核心问题提出书面辩护意见，争取在起诉前就确立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认定基础。庭审阶段：在质证环节重点攻击原始军令的证明力、传令过程的客观还原、危害性评估的准确性；在辩论环节聚焦核心辩护观点，以清晰有力的论证方式影响合议庭。判决后阶段：如判决认定事实有误或量刑明显畸重，应当积极推动上诉，在上诉阶段进一步完善辩护论点。

十八、军令传递中的数字化变革与法律应对

随着现代军队信息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军令传递的方式已从传统的人力传令、电话传令演变为以数字化指挥平台为主的信息系统传令。这一变革对本罪的认定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电子传令记录的完整性极大提升了证据的可信度，辩护律师申请调取电子证据的必要性更加突出；第二，数字化指挥系统中可能存在系统故障、网络延迟等技术问题，为「故意延误」与「系统故障延误」的区分提供了新的辩护空间；第三，信息系统的加密传输特性，使得「假传军令」的认定需要借助专业的电子取证手段，辩护律师应当对这类专业技术问题保持关注，必要时申请电子数据鉴定专家参与辩护。

十九、共同犯罪与帮助犯问题

在实践中，拒传、假传军令行为有时并非由单一行为人独立完成，而是涉及多个环节的共同配合。例如，上级军官指使传令兵假传命令，或多名传令兵合谋延误传令。在这类共同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分析各参与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争取将被告人认定为从犯或受指使的协从，以获得较大幅度的量刑从宽。此外，如果行为人系受他人欺骗而传递了虚假命令（被欺骗的传令者），则其主观故意的成立存在疑问，可能构成「间接正犯」中被利用工具的情形，不承担刑事责任。

二十、辩护总结：精准、专业、负责

拒传、假传军令罪的辩护，要求律师在充分理解军事指挥体系特殊性的基础上，将刑事辩护的基本功----证据审查、要件分析、量刑策略----精准应用于特殊案件场景。在这个专业壁垒较高的领域，律师的专业准备是辩护有效性的根本保障。带着对法律的尊重和对当事人的责任，在最复杂的法律场景中坚守辩护职责，是刑事辩护律师精神的最好体现。每一次高质量的辩护，都是对法律公正性的一次有力捍卫。

二十、特殊情形下的辩护处理

（一）行为人患有通讯障碍相关疾病的辩护。部分行为人可能患有影响信息准确传递的疾病，如严重的口吃、听力障碍等，这类生理缺陷在传令过程中可能导致传递失真或延误，构成认定「故意」失误的辩护依据。辩护律师应当审查行为人的医疗记录，评估生理因素对传令准确性的影响。

（二）紧急战场环境下的「误判性自主决策」辩护。在极端紧急的战场情境下，传令官员有时面临无法及时联系上级确认命令的困境，不得不依据自身判断对命令进行「解读」后传达。这种「解读」如果导致传达内容与原始命令存在差异，是否构成「假传」，在理论上存在争议。辩护律师可以主张，在无法确认的紧急情况下，行为人基于对作战意图的善意理解所作的传达，不应被认定为具有「假传」故意。

（三）通讯链条中间环节失误的辩护。在多层次的传令链条中，命令内容在经历多个中间传递环节后到达被告人时，可能已经发生了偏差。被告人只是忠实传递了其所收到的内容，但该内容已非原始命令。在这种情形下，「假传」的责任应当归属于链条中首先引入偏差的环节，而非末端的传令者。辩护律师应当仔细梳理传令链条中的每一个中间环节，厘清偏差的责任归属。

二十二、律师自身的知识更新与专业成长

军事刑事辩护是一个需要持续学习的专业领域。法律法规的修订、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都可能影响本罪的认定逻辑和辩护策略。辩护律师应当定期关注军事法律领域的最新发展，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每一次代理军事刑事案件的经历，都是积累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宝贵机会----深入研究案件、精心准备辩护，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负责，也是对自身专业能力的一次重要提升。这种「以案促学、以学促辩」的良性循环，是在涉军辩护领域持续成长的最有效路径。

二十三、辩护的人文维度

在所有军事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承受着双重压力：刑事追诉的法律压力和军人荣誉受损的心理创伤。对于许多职业军人来说，被追究刑事责任不仅意味着失去自由，更意味着军人身份的终结和尊严的折损。辩护律师在工作中应当充分理解这一心理背景，在法律援助之外，给予当事人必要的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认可被告人作为军人的长期付出，尊重其内心对军人价值的坚守，同时帮助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司法程序，是辩护律师在法律工作之外能够给予当事人的宝贵礼物。法律与人文的双重关怀，是最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辩护。

二十四、总结：每一次辩护都是一次精神实践

代理拒传、假传军令罪案件，是对辩护律师军事法律知识、刑事辩护技能和职业人文精神的全面检验。在这个充满特殊性的法律场景中，辩护律师既要有攻坚克难的专业勇气，又要有理解人性复杂的温度。每一次认真、负责的辩护，都不仅仅是对个案结果的追求，更是对法律公正性、对军事刑事司法进步的一次微小但真实的推动。带着这份使命感投入辩护工作，是刑事辩护律师面对每一个案件时应有的态度，也是这份职业最深沉的意义所在。在这片广阔而深邃的法律园地里，每一次全力以赴，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职业印记。这份印记，是律师对法律事业最深情的回应，也是法治精神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得以传承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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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约10000字，基于刑法理论及军事司法实践资料撰写，案例均经匿名化处理，信息来源于公开军事司法文书及权威媒体报道。）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