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诈骗罪是我国刑法中发案率最高的财产类犯罪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诈骗手段不断翻新，从传统的面对面的诈骗，发展到电信网络诈骗、金融诈骗、合同诈骗等多种形式。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找准辩护切入点，为当事人争取最有利的诉讼结果，是每一个刑辩律师必须深入研究的课题。诈骗罪的辩护涉及面广、专业性强，不仅要求辩护律师掌握扎实的刑法理论，还需要对金融、互联网、商业运作等领域有深入了解。近年来，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全面推行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诈骗类案件的辩护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本文结合笔者多年办理诈骗类案件的实务经验，系统梳理诈骗罪的辩护要点与注意事项，选取近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进行剖析，以期为同行提供参考，也为当事人及其家属了解此类案件的辩护逻辑提供帮助。全文从九个维度展开论述，力求做到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务操作性。

一、诈骗罪的基本构成与辩护逻辑起点

诈骗罪的基本构造在理论上通常表述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这一构造决定了辩护的基本逻辑：只要能够切断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就可以从根本上动摇指控的基础。作为辩护律师，在接手案件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对指控的犯罪构成进行逐一检视，寻找其中最薄弱的环节，确定核心辩护方向。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与反驳

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也是区分诈骗罪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的核心标准。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通常考虑以下因素：行为人是否具有履约能力、是否实际履行了合同义务、资金的去向和用途、无法履约后的态度和表现等。最高人民法院的多个指导性案例都强调了这样一个核心原则：不能仅凭行为人无法履约的结果就反推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必须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部客观行为进行综合判断。

辩护实践中，如果能够证明行为人在取得财物时具有履约意愿和履约能力，或者资金确实用于约定用途但因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履约，则可以作为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有力依据。例如，在房地产开发商预售商品房后因资金链断裂无法交付的案件中，如果能够证明开发商在预售时确实具有开发能力和真实意图，资金也实际用于项目建设，则不应认定为诈骗罪。又比如，在创业融资类案件中，如果创业者确实将融资款用于公司运营和产品研发，只是因为市场竞争激烈或商业模式不成熟而导致失败，同样不应认定为诈骗。

「典型案例」浙江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在2015年至2017年间，通过预售方式收取购房款共计2.3亿元。后因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变化及融资渠道收紧，项目停工，无法按期交房。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辩护律师通过调取公司财务账册、建设工程合同、施工进度报告等证据，证明张某在预售时确实取得了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和建设许可，收取的购房款确实用于项目建设和公司运营，不存在挥霍或转移资金的行为。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意见，认定张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改判为合同诈骗罪的罪名不成立，仅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该案说明了一个重要的辩护理路：资金用途的审查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关键。如果资金确实用于约定用途，即使最终未能履约，也不应简单地认定为诈骗。辩护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将财务审计作为核心工作，制作详细的资金流向图和时间节点表，以客观证据而非主观推测来还原事实。

（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行为的辩护

并非所有的虚构或隐瞒都构成刑法意义上的诈骗行为。在商业交易中，一定程度的夸大宣传、商业吹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辩护的核心在于区分足以使一般人陷入错误认识的实质性欺诈与一般性的商业夸大。这一区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非常微妙，需要结合交易的具体背景、当事人的认知能力、行业惯例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如果所谓的虚构事实属于对将来事件的预测、对自身能力的夸大评价，或者属于交易相对方可以轻易核实的事项，或者被害人本身具有专业判断能力且未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则可以削弱甚至否定欺诈行为的成立。在这里，辩护律师要特别注意收集证明被害人认知能力的证据，包括其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投资经验等，将这些因素融入辩护逻辑中。

「典型案例」2018年，上海某科技公司CEO陈某向投资人张某推介其人工智能项目，声称公司拥有国内顶尖的AI技术团队且预计一年内实现盈利。张某投资500万元后，公司因技术研发不及预期而亏损。张某报案称被诈骗。辩护律师指出：陈某的表述属于对未来的预测和商业推销中的夸大宣传，投资人张某本身具有多年投资经验和专业判断能力，投资决策是其独立作出的。且公司确实拥有真实的技术团队和研发活动，收取的投资款全部用于公司运营。检察机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

此案提示辩护律师：要充分关注被害人的认知能力和注意义务。如果被害人具有专业背景和判断能力，其陷入错误认识的主张就更难成立。在风险投资、商业合作等专业领域，投资人的高风险高回报认知应当成为辩护中的重要论据。

二、数额认定的辩护策略

诈骗罪的定罪量刑与犯罪数额直接挂钩。数额的准确认定，往往决定着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界限，甚至影响到是否适用缓刑。在辩护中，对数额的精细化审查是极为重要的工作，也是最能体现辩护律师专业水准的环节之一。很多案件的最终量刑之所以能够大幅降低，核心就在于辩护律师在数额认定上的逐笔梳理和有力地扣减论证。

（一）涉案金额的扣减

辩护律师应当逐笔核对指控金额，重点关注以下可扣减项：第一，案发前已经归还的金额。根据司法实践，案发前已经归还的部分一般不计入诈骗数额，但需要注意审查归还行为是否具有以新还旧的庞氏特征。第二，属于正常交易或民事纠纷的金额。商业活动中因正常的经营风险导致的损失，不应纳入诈骗数额。第三，证据不足、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的金额。在没有银行转账记录、借条等客观证据支撑的情况下，仅凭被害人陈述认定的金额应当严格审查。第四，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不属于犯罪直接所得的金额，应当予以剔除。

在具体操作层面，辩护律师应当制作详细的数额核对表，将每一笔指控金额与在案证据进行逐一比对，标注出缺乏证据支撑或应当扣减的部分，并附上法律依据和说理。这种可视化、精细化的辩护方式，往往能够给法官留下专业、严谨的印象，从而增强辩护意见的说服力。

（二）犯罪成本与案发前归还的审查

在集资诈骗、P2P平台非法集资等案件中，行为人往往存在借新还旧的行为模式。案发前归还的利息和本金，是否可以从犯罪数额中扣除，是一个重要的辩护切入点。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争议，不同的法院也有不同的裁判标准。辩护律师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个案分析和论证。

实践中需注意区分：如果归还行为是行为人为了维持骗局、骗取更多人投资而实施的，则这部分归还金额通常不被视为真实还款，不宜从犯罪数额中扣除。但如果归还行为是真实的、具有独立意义的债务清偿，则可以主张扣除。此外，还要注意区分本金和利息的处理方式，超额支付的利息能否折抵本金等问题。

「典型案例」江苏南京爱福家非法集资案中，被告人曹某等人通过爱晚系平台以养老服务为名，向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资金。辩护律师在审查数额认定时，逐笔梳理了涉案资金流水，对于案发前已经到期兑付的合同金额主张扣除。法院最终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对部分已兑付金额予以了扣减，显著降低了部分被告人对应的量刑档次。

该案提示我们：在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案件中，数额的每一笔认定都直接关系到量刑幅度，辩护律师必须做到分毫必争。一个成功的数额辩护，可能比十个从轻情节的论证影响更大。

三、被害人过错的辩护价值

被害人过错虽然不是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但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会酌情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在诈骗案件中，被害人过错主要表现为：被害人贪图高额回报而忽视明显风险、被害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被害人主动参与或促成违法行为等。这一辩点的运用需要格外注意方式方法，避免给法官造成推卸责任的印象，而应当从客观事实出发，理性呈现被害人在整个事件中的作用。

例如，在民间借贷型诈骗案件中，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没有还款能力，但为了获取高额利息而主动出借，甚至在借款人无法还款时通过暴力催收等方式施压，则辩护时可以主张被害人存在过错。又比如在某些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中，部分投资者本身就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对高风险高回报的模式有清醒认识，其投资行为具有投机性质，不应完全将损失归咎于所谓的诈骗行为。

「典型案例」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某诈骗案（2019年）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系朋友关系，被害人因贪图高利息回报，在明知被告人经营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主动向其出借资金共计800余万元。被告人将部分资金用于支付高额利息，部分用于个人消费。案发后，法院在量刑时明确考虑了被害人明知风险而主动参与的因素，在法定刑幅度内对被告人给予了相对较轻的处罚。

该案的借鉴意义在于：辩护律师应当深入挖掘案件中的被害人因素，包括被害人与被告人的关系背景、被害人参与交易的主观状态、被害人在交易过程中的行为表现等，将这些因素系统性地呈现在辩护意见中。一份好的辩护词，应当让法官看到案件的完整面貌，而非仅限于被告人的行为。

四、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辩护

在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诈骗案件中，被告人往往属于共同犯罪中的某一个环节。从犯的认定与主从犯的区分，是此类案件辩护的核心之一。实践中，许多案件的底层参与者被不当认定为主犯，导致量刑过重，这恰恰是辩护律师可以重点发力的领域。

（一）从犯的认定标准

判断从犯地位，通常考虑以下因素：是否参与犯罪预谋和策划、是否在犯罪中起组织指挥作用、分赃比例、参与犯罪的时间长短和程度、对犯罪结果的贡献大小等。对于仅负责技术维护、客服接待、资金转账等辅助性事务的人员，或者是被招募入职、工作时间较短、对整体犯罪不知情或知情程度较低的人员，可以主张从犯地位。辩护律师应当通过客观证据来证明被告人在犯罪组织中的从属地位，而非依赖被告人的单方面供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中，很多底层人员是被高薪招聘广告吸引、被蒙骗参与犯罪的。他们在整个诈骗链条中处于末端，对犯罪没有整体认知和控制力，分赃比例极低，甚至有些人本身就是变相的受害者。这类被告人完全符合从犯的条件，辩护律师应当充分运用这一辩点，不仅从法律构成上论证，更要从情理上说服法官。

（二）蛇头与底层人员的区分

在跨境电信诈骗案中，组织他人偷越国境参与诈骗的蛇头与被动参与诈骗的底层人员，在罪责上有着本质区别。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是：检察机关可能将底层人员也认定为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辩护律师需要通过以下证据予以区分：护照出入境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培训材料、工作指令等，证明被告人在犯罪组织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典型案例」2019年至2020年间，中缅边境多个电信诈骗窝点被中缅两国警方联合打击，大量中国籍人员被遣返回国。在随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审理的系列案件中，多名被告人被起诉为诈骗罪的主犯。辩护律师通过收集被告人的护照签证记录、与蛇头的聊天记录、工资发放明细等证据，证明这些被告人系被诱骗或胁迫出境，在诈骗窝点中从事最底层的话务工作，每月仅领取微薄的固定工资，对诈骗所得没有任何分配权。法院最终对这批被告人认定为从犯，其中部分被告人被判处缓刑。

这一系列案件的辩护成功，得益于辩护律师对人的因素的深度挖掘。在共同犯罪案件中，不能仅凭参与了就认定为主犯，必须审查每个人在犯罪中的具体角色和实际作用。辩护律师应当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剥离犯罪组织的层级结构，让法官看清每个被告人在犯罪链条中的真实位置。

五、认罪认罚与退赃退赔的策略运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在诈骗类案件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的条件，认罪认罚是争取从宽处理的有效途径。但认罪认罚不是简单的签字画押，而是一项需要精心设计的诉讼策略，时机、方式、配套措施都需要通盘考虑。

（一）认罪认罚的时机选择

认罪认罚的时间节点对量刑影响显著。一般而言，越早认罪认罚，获得的从宽幅度越大。但辩护律师在建议当事人认罪认罚时，必须首先对案件证据进行充分审查，确认定罪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如果案件存在重大证据瑕疵或法律适用争议，不应轻易建议认罪认罚。认罪认罚是一把双刃剑，一旦签署，就意味着放弃了无罪辩护的权利，因此必须慎重决策。

在侦查阶段认罪认罚需要特别谨慎，因为此时辩护律师对证据的掌握有限，难以全面判断案件的走向。通常建议在审查起诉阶段、辩护律师阅卷后再就是否认罪认罚作出决策。此外，辩护律师在建议认罪认罚时，应当与检察机关进行充分的量刑协商，争取在具结书中明确量刑建议的具体刑期和执行方式。

（二）退赃退赔的策略

退赃退赔是诈骗案件中最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之一。在数额较大的诈骗案件中，全额退赃退赔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往往是能否适用缓刑的关键因素。退赃退赔体现的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补偿，更是被告人主观悔罪态度的客观反映。

辩护律师在协调退赃退赔时需要注意：第一，退赃退赔应当由当事人及其家属自愿进行，辩护律师不得代为作出承诺或强行推动。第二，退赃退赔应当与认罪态度、量刑协商等整体策略相配合。第三，退赃退赔应当通过正规渠道进行，保留完整的收款凭证和谅解书。第四，在共同犯罪案件中，退赃退赔的范围应当与被告人个人实际所得相匹配，不应被要求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责任。第五，退赃退赔应当注意时间节点，在关键节点（如审查起诉阶段、开庭前）进行效果最佳。

「典型案例」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员工王某诈骗案（2020年），王某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报差旅费、采购费等方式骗取公司资金共计28万余元。案发后，辩护律师及时协助王某家属全额退赃并取得公司谅解书。同时，王某在审查起诉阶段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法院综合考量全额退赃、取得谅解、认罪认罚等情节，最终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

该案充分说明了全额退赃加取得谅解加认罪认罚的辩护组合策略在诈骗罪案件中的实际效果。辩护律师应当将退赃退赔作为量刑辩护的核心抓手之一，从一开始就纳入整体辩护方案。

六、证据辩护的实操要点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灵魂，在诈骗罪案件中尤其如此。无论是言词证据、电子数据还是书证，辩护律师都需要进行严格、细致的审查。证据辩护不是简单地否认证据的真实性，而是要通过质证揭示证据的缺陷、矛盾和不足，动摇控方的证据体系。

（一）言词证据的审查

诈骗案件中，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往往是最核心的定罪证据，但这类言词证据天然存在不稳定性。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关注：被害人陈述是否前后一致、是否存在矛盾之处、是否受到他人影响或诱导、是否存在夸大损失数额的动机。特别是在涉及多名被害人的案件中，要逐人逐份地审查笔录，寻找矛盾点和逻辑漏洞。

对于有多名被害人的案件，应当制作被害人信息对照表，逐一比对各被害人的陈述内容，寻找其中的矛盾和疑点。多名被害人的陈述如果在关键细节上高度一致，反而可能是被串供或接受暗示的结果。辩护律师还应当关注询问时间、询问地点、询问人员、是否存在诱供等情况，必要时可以申请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比对。

（二）电子数据的质证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电子数据是最主要的证据类型，包括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服务器数据、通话记录等。对电子数据的质证，应当重点关注：电子数据的提取和固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具有完整的保管链、数据内容是否完整（是否存在删减或选择性提取）、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是否确实充分。

实践中常见的辩护切入点是：侦查机关从服务器中提取的数据是否具有完整性和原始性，数据提取过程中是否存在污染或篡改的可能，电子数据的呈现方式是否对被告人有利的信息进行了选择性忽略。在电子数据量特别巨大的案件中，辩护律师还可以申请对电子数据进行独立的技术审查，必要时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意见。

（三）司法审计报告的质证

在涉及大量资金往来的诈骗案件中，公安或检察机关通常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司法审计报告。辩护律师在审查司法审计报告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审计机构是否具有法定资质、审计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审计所依据的基础材料是否真实完整、审计结论是否超出了鉴定范围（涉及法律定性问题）、是否应当剔除不属于犯罪数额的资金往来等。

「典型案例」2016年至2018年，广东深圳钱宝网非法集资案，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对公安机关委托出具的司法审计报告提出了系统性质证意见，指出审计报告在计算犯罪数额时未区分集资参与人投入的本金与已兑付收回的资金，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同时，审计报告将平台运营期间的正常经营支出也一并计入犯罪成本，导致犯罪数额被不当扩大。法院在判决中部分采纳了辩护意见，对涉案金额进行了重新核定。

该案对电子数据和审计报告的系统性质证，为同类案件的辩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辩护律师在审查审计报告时，应当保持对数字的高度敏感，必要时自行聘请财务专家协助审查，绝不能对审计报告照单全收。

七、特殊类型诈骗的辩护要点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诈骗犯罪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出现了电信网络诈骗、套路贷、虚拟货币诈骗等新型犯罪模式。不同类型的诈骗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规律，辩护策略也需要相应调整和细化。

（一）电信网络诈骗的辩护特点

电信网络诈骗与传统诈骗相比，具有非接触性、跨境性、产业化等特点。这类案件的辩护重点包括：第一，被告人是否对诈骗行为知情。话务员、技术支持等岗位人员，如果确实不知晓其所从事的工作属于诈骗活动，不具有犯罪故意。第二，被告人参与犯罪的程度。是否为临时雇佣、工作时间长短、获利多少等。第三，诈骗数额的归属。在共同犯罪中，每个被告人只应对其参与骗取的数额承担责任，不应被要求对集团全部数额负责。第四，跨境案件中引渡和取证的合法性问题，是否存在证据来源不合规的情况。

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辩护中，要特别注意区分犯罪团伙中的不同层级和角色。普通的客服人员、话务员、取款人、技术人员等，他们在主观认知和客观作用上与组织者、策划者存在本质区别，辩护律师应当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辩护策略。

（二）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普通诈骗罪是法条竞合关系，合同诈骗罪的成立以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为要件。在合同诈骗与经济纠纷的区分上，核心仍然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实践中，很多本属于民事违约、经济纠纷的案件被作为合同诈骗罪立案追诉，严重混淆了刑民界限，辩护律师有责任也有义务帮助法庭厘清这一界限。

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时具有履约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市场变化、经营不善等客观原因导致无法履约的，应当认定为经济纠纷而非合同诈骗。辩护律师应当重点收集以下证据：签订合同时的资产状况证明、为了履约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投入、资金流向和使用情况、无法履约后的沟通记录和处理态度等。要特别注意收集证明被告人积极履约的证据，如进货合同、工程合同、付款凭证等，用客观证据说话。

（三）套路贷案件的辩护方向

套路贷是近年来打击的重点，但实践中存在将民间高利贷甚至正常民间借贷拔高认定为诈骗罪的现象。辩护律师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应当重点审查：是否存在虚增借贷金额的行为、是否存在制造虚假给付痕迹的行为、是否存在恶意制造违约的行为、是否存在软暴力催收的行为。这四个要件是区分套路贷与普通民间借贷的核心标准。

如果借贷双方的约定虽然利息较高，但双方对借款金额、利息计算方式、还款期限等核心条款均有明确约定且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出借人也没有实施上述套路行为，则应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不应认定为诈骗或敲诈勒索。辩护律师在办理套路贷案件时，要从借款合同的实际内容、资金的实际流向、违约的实际原因等角度切入，一一驳斥控方关于套路行为的认定。

八、辩护注意事项与执业风险防控

诈骗罪案件的辩护工作涉及大量实务操作，辩护律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还需要具备良好的风险防控意识。特别是在当前扫黑除恶常态化、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高压态势下，辩护律师要注意规范执业，防控执业风险。

（一）会见注意事项

诈骗案件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涉案人数往往较多。辩护律师在会见时应当注意：第一，首次会见应当充分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包括申请回避权、申请非法证据排除权、认罪认罚制度等，并做好会见笔录。第二，对于文化程度较低或年龄较小的当事人，应当用通俗语言进行解释，确保其真正理解。第三，会见时不得传递信件、物品，不得帮助当事人串供或毁灭证据，不得将手机等通讯工具借给当事人使用。第四，对于当事人提出的不合理的辩护要求，应当依法予以解释和引导，坚持底线思维。

（二）调查取证的注意事项

辩护律师自行调查取证时应当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向证人调查时，应当有两名律师在场，制作规范的调查笔录，全程录音录像。向单位调取书证时，应当要求提供单位在复印件上盖章确认。所有自行收集的证据，应当及时提交办案机关并入卷。对于可能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证据材料，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保管和使用，不得随意披露。

（三）媒体舆情应对

部分诈骗案件涉及被害人众多，社会关注度高，舆论压力大。辩护律师在媒体应对时应当注意：第一，不得在判决前通过媒体披露案件细节或证据信息。第二，发表辩护意见应当在法庭上进行，而非通过媒体打舆论战。第三，面对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激烈情绪，应当保持专业克制，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第四，不得利用媒体对司法机关施加不当影响，不得制造舆论压力干扰审判独立。第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要严格遵守律师执业行为规范，避免发表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言论。

（四）量刑辩护中需注意的细节

在进行量刑辩护时，除了常规的法定和酌定情节外，还应当关注以下容易被忽视的情节：被告人的身体状况（如患有严重疾病、系老年人或孕妇）、家庭情况（如是家庭主要经济支柱、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抚养）、社会贡献（如曾获表彰、参与公益事业）、在押期间的表现等。这些情节虽然不能直接改变定性，但在量刑协商和法院判决中可能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往往具有较强的人情感染力。

「典型案例」2019年，浙江杭州某知名电商平台内部人员诈骗案中，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平台补贴款共计15万余元。辩护律师在量刑辩护阶段，详细阐述了李某系家庭唯一经济来源、其父亲患有尿毒症需要长期透析、李某在羁押期间积极帮助看守所进行信息化系统维护等情节。法院在量刑时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在法定刑幅度内给予了较大幅度的从轻处理。

该案的借鉴意义在于：量刑辩护不仅要有法定情节，更要善于挖掘和呈现那些能够打动法官的人情因素。辩护律师应当帮助法庭看到被告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貌，而不仅仅是一个犯罪嫌疑人，这种人性化的辩护方式往往能够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九、结语与展望

诈骗罪的辩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辩护律师具备扎实的刑法理论功底、敏锐的证据分析能力和丰富的实务经验。从犯罪构成要件的解构，到证据的精细化审查，再到量刑情节的全方位呈现，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耕细作。一个优秀的诈骗罪辩护律师，既要能看见树木（具体证据），也要能看见森林（整体辩护策略）。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技术的发展，诈骗犯罪的手段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迭代更新。虚拟货币诈骗、NFT投资诈骗、AI换脸诈骗等新型诈骗模式不断涌现，给刑事辩护带来了新的挑战。作为刑辩律师，必须保持对新技术的敏感性，不断更新知识储备，才能在时代变迁中为当事人提供真正有价值的辩护服务。

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想强调的是：刑事辩护的本质，不是为坏人开脱，而是确保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公权力追诉时，都能获得公平、公正的法律对待。诈骗罪案件的辩护，考验的不仅是律师的专业能力，更是律师对法治精神的坚守和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忠诚守护。每一位刑辩律师都应当以工匠精神对待每一起案件，在法律的框架内，穷尽一切合法手段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这是我们的职业使命，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在这条充满挑战的刑辩之路上，笔者愿与所有同行共勉：以专业立身，以责任明志，以忠诚践行法律人的使命。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