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蚂蚁刑辩团队 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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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的程序性权利保障与辩护策略

程序正义是现代刑事司法的基石。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中，程序性辩护不仅是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维护，更是影响案件实体结果的重要手段。许多刑事辩护的成功案例，往往不是因为发现了足以推翻指控的新证据，而是通过有效的程序性辩护动摇了控方的指控基础。

遗憾的是，在实务中，不少律师将绝大部分精力放在实体辩护上，而忽视了程序性辩护的巨大潜力。实际上，程序违法问题在刑事案件中并非罕见，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时有发生。关键在于辩护律师是否具备发现这些问题的能力和意识。

（一）强制措施审查与取保候审申请

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中，强制措施的种类和期限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基本权利。辩护律师应当密切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程序问题：

1. 刑事拘留的合法性----拘留的理由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拘留后的24小时内是否讯问？是否在法定期限内提请审查批准逮捕？超过法定期限未提请批准逮捕的，应当立即变更强制措施或释放。

2. 逮捕的必要性----逮捕不仅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还要求采取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辩护律师应当从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社会关系等方面论证不适宜逮捕的理由。

3. 羁押必要性审查----即使在逮捕后，辩护律师也可以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中情节较轻、社会危险性较小、或者证据发生变化不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

申请取保候审时，需要准备充分的申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取保候审申请书、保证人身份证明或保证金缴纳凭证、当事人身体状况证明、社会关系证明等。申请的理由应当具体、有据，避免空泛的表述。

（二）非法证据排除的实务操作

非法证据排除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程序辩护中最为有力的武器。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也应当予以排除。

在实务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需要注意以下关键环节：第一，排除申请的提出时机----通常在开庭审理前以书面形式提出，说明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等具体线索。第二，排除程序的参与----检察机关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可以提交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等材料。第三，排除程序的质证和辩论----控辩双方就证据是否非法进行举证质证，法庭依法作出裁定。

对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以下几种情形尤其值得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一是讯问笔录与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可能存在笔录不实的情况；二是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出现明显的精神异常或身体不适；三是多次讯问之间的时间间隔过短，存在疲劳审讯的嫌疑；四是犯罪嫌疑人在不同讯问中的供述存在重大矛盾且无法合理解释。

（三）管辖权异议与回避申请

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中，管辖权问题有时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辩护律师应当审查案件是否属于受理机关的管辖范围，是否存在需要指定管辖或移送管辖的情形。如果发现管辖权存在问题，应当及时提出异议。同时，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存在应当回避情形的，也应当依法提出回避申请。

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各诉讼阶段的程序辩护要点

侦查阶段

侦查阶段是程序辩护的起点。辩护律师的主要工作包括：及时会见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罪名和案件情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对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初步监督；引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

审查起诉阶段

审查起诉阶段是程序辩护的关键期。辩护律师可以全面查阅案卷材料，对案件进行全面审查。重点关注立案程序的合法性、强制措施适用的合规性、鉴定程序的规范性、以及案件是否在法定期限内办结等问题。对于发现的问题，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书面意见。

审判阶段

审判阶段是程序辩护成果的集中展示期。辩护律师可以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申请证人鉴定人出庭、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对庭审程序中的违法行为提出异议等。

三、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程序辩护的实务建议

程序辩护是一项需要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案件中，程序辩护的效果往往不会立竿见影，但它的价值在于为实体辩护创造有利的条件、为当事人争取更多的程序权利。辩护律师应当树立"程序正义即实体正义"的理念，在每一个诉讼环节严格监督办案机关的程序合规性。

职务犯罪程序要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职务犯罪案件在程序上有以下特殊性：一是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转换；二是指定管辖的适用----职务犯罪案件通常由上级检察院指定异地管辖；三是涉案财物处理程序----对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需要依法进行。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是指伪造或变造汇票、本票、支票、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信用证或者附随的单据文件以及信用卡等金融票证的行为。本罪保护的是国家金融票证管理秩序，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的基础性罪名。

四、犯罪对象的精确界定

本罪的犯罪对象范围较广，但每一种对象都有严格的法律定义，辩护律师必须精准把握：第一，汇票、本票、支票（票据法意义上的三大票据），其格式、要素和发行程序由票据法严格规定，如果涉案的"票据"在形式上明显不符合票据法的法定要件（如缺乏必须记载事项），则可能不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第二，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银行结算凭证----这些凭证的核心功能是作为银行结算的工具，如果涉案凭证不具备银行结算功能（如企业内部使用的对账单、收款通知等），则不在此列。第三，信用证及其附随单据----涉及国际贸易中的金融工具，技术要求较高。第四，信用卡----包括贷记卡和准贷记卡。辩护律师在审查犯罪对象时，应当逐一比对每一份涉案票证是否属于上述法定类型，不符合者应予剔除。

五、"伪造"与"变造"的实务界分

本罪的行为方式包括伪造和变造两种形态，两者的法律意义和刑罚考量有所不同。伪造是指仿照真实金融票证的样式、图案、颜色、尺寸等，采用印刷、复印、描绘等方法非法制作虚假金融票证的行为----本质上是无中生有的造假。变造是指在真实有效的金融票证基础上，通过涂改、挖补、拼接、剪贴等方法改变票证原记载内容的行为----本质上是在真实基础上的篡改。辩护律师应当注意：第一，变造的入罪门槛通常高于伪造----在票面金额较小的情况下，变造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相对较低。第二，如果行为人既实施了伪造行为又实施了变造行为，数额应当分别计算，不能混同。第三，部分"伪造"行为和"变造"行为的边界在技术上可能模糊不清，辩护律师应当通过技术鉴定确定行为性质，争取以处罚较轻的行为定性。

六、典型案例与辩护实战

（一）伪造银行存单案。2019年，某公司财务人员赵某因公司经营困难，为应付股东查账，利用办公软件制作了虚假的银行定期存单五份，合计金额800万元。赵某将这些伪造的存单出示给股东查看，但从未将其用于质押、贴现或任何金融交易。后因股东直接向银行核实而案发。辩护要点：第一，赵某伪造存单的主观目的是应对内部审计而非用于金融诈骗，其主观恶意相对较轻。第二，伪造的存单从未进入金融流通领域，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实质危害有限。第三，赵某系初犯，到案后如实供述。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二）变造支票金额案。2020年，某商贸公司业务员钱某在收到客户开具的货款支票后，利用职务便利将支票金额由3万元涂改为8万元，并通过熟人关系在银行成功兑现。辩护律师从以下角度展开辩护：第一，涉案支票在变造前的金额为3万元，属于真实有效的金融票证，变造行为的违法性虽然确定，但其对金融秩序的扰乱程度低于从无到有的伪造。第二，钱某变造的对象是已经在其控制之下的合法支票，不具有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扩散的风险。第三，案发后钱某主动退赔了全部非法所得5万元，并取得客户和公司的谅解。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七、辩护策略体系

（一）犯罪数额的精确核算。本罪的量刑以犯罪数额为核心指标。辩护律师应当针对每一份涉案票证的票面金额、伪造/变造前后的金额差异、已使用和未使用的票证分类等进行逐一核算，通过精确的数额计算争取将案件控制在较低的刑罚档次内。特别要注意：未遂部分（尚未使用或未进入流通领域的票证）应当与既遂部分分别评价；票面金额与行为人实际获得的金额不一致时，应当以票面金额为定罪依据，但实际所得可以作为量刑情节。

（二）目的与用途的辩护价值。虽然本罪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要件，但行为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的目的和用途对量刑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是为了实施其他诈骗犯罪而伪造票证，则情节较为严重；如果仅为应付检查、展示实力而无实际使用目的，则情节相对较轻。辩护律师应当通过客观证据证明行为人的真实目的，以争取较轻的量刑。

（三）单位犯罪中的责任切割。本罪可由单位构成。在单位犯罪案件中，辩护律师应当区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在犯罪中仅起次要作用的当事人争取从犯认定。尤其对于仅执行上级指令、对伪造变造的性质和目的不知情的普通员工，应当主张其不构成犯罪。

（四）自首与退赃退赔。在金融票证犯罪中，如果行为人能够在案发前主动销毁伪造变造的票证、向金融机构报告、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应当认定为自首或积极退赃，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律师应当帮助当事人在最佳时机完成上述行为。

八、结语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作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基础性罪名，在互联网金融和电子票据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新的解释挑战----电子票据的"伪造"如何认定？虚拟信用卡信息是否属于本罪对象？辩护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既要熟练掌握传统的票据法知识和刑法理论，又要紧跟互联网金融技术发展的步伐，才能在新型金融票证犯罪案件中为当事人提供有力的辩护。

（五）电子票据时代的法律挑战

随着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全面推广和数字银行的发展，传统的纸质金融票证正在被电子票证取代。电子票证的"伪造"如何认定？如果行为人通过黑客技术篡改了银行系统中的电子存单数据，或者通过伪造的数字签名生成了虚假的电子汇票，这些行为是否构成本罪？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伪造电子金融票证的行为可以构成本罪，但辩护律师应当注意到电子票证的技术特征对传统伪造概念的挑战：电子票证的本质是数据，而非有形物；电子票证的生成和流转全程在封闭的金融网络中完成，其"进入流通领域"的判断标准与纸质票证有所不同；电子票证的"复制"与"伪造"在技术上可能难以区分。这些争议为辩护提供了空间。

（六）与其他金融犯罪的竞合处理

本罪与多个金融犯罪存在竞合关系，准确界分至关重要。第一，本罪与票据诈骗罪的竞合：如果行为人先伪造了金融票证，后又使用该票证实施诈骗，则同时触犯本罪和票据诈骗罪，属于牵连犯，应从一重处罚。但辩护律师应当审查两个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牵连关系----如果伪造行为和使用行为之间时间间隔较长或目的不同，则可能属于独立数罪。第二，本罪与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界分：后者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违规出具真实有效的金融票证，其核心是"真票违规"而非"伪造票证"。如果涉案票证是由银行工作人员利用真实权限出具的，即使其出具行为违反了内部规定，也应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处罚较轻）论处。第三，本罪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的交叉：如果行为人通过伪造印章来伪造金融票证，两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和目的的牵连关系，应按牵连犯从一重处罚。

（七）主观故意的证据审查

本罪的主观要件是故意。辩护律师应当将主观故意审查与客观行为分析紧密结合：第一，行为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其制作的是金融票证？如果行为人受人指使印刷或填写了文件，以为仅是普通印刷品而非金融票证，则缺乏本罪的故意。第二，行为人是否具有"以假充真"的意图？如果行为人只是在企业内部制作模拟的票证样本用于培训或展示，且清楚标明为"样本"或"内部培训用"，则不构成伪造。第三，在印刷厂接受正常商业印刷业务而客观上印制了伪造金融票证的案件中，印刷厂是否履行了合理的审查义务----是否核查了委托方的资质和印刷许可？是否留存了委托合同和身份证明？这些因素决定了印刷厂是否具有本罪的故意或过失。

（八）量刑辩护的精细化操作

本罪设置了三档法定刑：五年以下、五至十年、十年以上至无期徒刑。量刑的关键因素包括：犯罪数额、是否具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身份、是否利用职务便利、票证是否已经进入金融流通领域、是否造成金融机构或客户的实质损失等。辩护律师应当逐项审查并争取以下有利认定：第一，部分票证尚未完成（如仅印刷了票面但未填写内容），应当认定为犯罪未遂。第二，票面金额虽大但行为人实际获利甚微。第三，行为人是初犯且已退赃退赔。第四，行为人具有自首或立功表现。综合运用以上情节，可以有效降低量刑档次。

（九）结语补充

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在金融犯罪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其涉及金融票证种类繁多、伪造变造手段多样，给辩护工作带来了多维度的挑战。辩护律师在代理本罪案件时，应当坚持"数量精确化、性质细分化、情节完整化"的辩护方法论：对每一份涉案票证进行逐一核查和分类，对每一个行为环节进行独立评价，对每一个有利情节进行全面收集。唯有如此，才能在本罪的框架下为当事人争取最优的刑事处理结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罪在金融犯罪中属于"上游"犯罪----伪造变造的金融票证往往是实施其他金融诈骗犯罪的工具。因此，辩护律师在代理本罪案件时，应当高度重视犯罪链条的整体评价：如果当事人的伪造变造行为尚未被用于下游诈骗犯罪即已案发，则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危险尚未转化为实害"----这是量刑时应考量的重要从宽情节。辩护律师应当收集证据证明：伪造变造的票证尚未进入金融流通领域、尚未被他人获取和使用、当事人已主动销毁或上缴伪造变造的票证等。如果当事人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后，又使用该票证实施了金融诈骗，且两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则面临数罪并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应当重点审查两行为是否具有牵连关系----如果伪造变造行为是为实施诈骗而服务的"手段行为"，则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理原则从一重处罚，而非实行数罪并罚。这一辩护策略在法律上具有充分依据，但在实践中需要辩护律师提出明确的法律意见并提交充分的论证材料。

关于追诉时效问题。本罪的追诉时效为五年（情节一般）、十年（情节严重）或二十年（情节特别严重）。在金融票证犯罪中，由于伪造变造的票证可能在较长时间后才被发现，追诉时效的计算往往成为争议焦点。辩护律师应当审查：犯罪行为完成的时间点如何确定----是伪造行为完成时，还是票证被使用时？追诉时效是否有中断或延长的情节？如果犯罪行为发生在多年前且已超过法定追诉时效，辩护律师应当在第一时间提出追诉时效已过的辩护意见，争取案件撤销或在审查起诉阶段即获不起诉决定。

最后，本罪的辩护还涉及一个重要的实务问题----涉案财物的处理。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件中，办案机关通常会扣押大量涉案财物，包括：印刷设备、电脑、U盘等作案工具；伪造变造的票证实物；行为人的违法所得等。辩护律师应当关注涉案财物的处理是否合法：作案工具的认定范围是否合理----与犯罪无关的合法经营设备是否被不当扣押？扣押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对于与犯罪无关的个人合法财产，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交解封申请和物权证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这些工作虽然不直接影响定罪量刑，但对于维护当事人的整体利益同样不可或缺。

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认定。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属于行为犯，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伪造或变造行为，原则上即构成犯罪既遂。但在司法实践中，伪造变造行为的完成程度对量刑具有重要影响。辩护律师应当区分以下不同的完成程度：第一，仅准备了伪造材料（如纸张、油墨、印刷设备）但尚未开始伪造----属于犯罪预备。第二，已开始伪造但票证的格式、要素尚未完成（如仅印刷了票面框架但未填写金额、编号等关键信息）----属于犯罪未遂。第三，已完成伪造但尚未将票证交付他人或投入流通----虽然属于既遂但社会危害性相对较轻。第四，已完成伪造并已投入金融流通领域----属于完整的既遂状态，社会危害性最重。辩护律师应当通过技术鉴定和证据分析，准确界定当事人的行为处于上述哪个阶段，从而在量刑时主张相应的从宽处理。

本罪与其他金融犯罪的关系网络中，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交叉点----与洗钱罪的关系。如果行为人伪造金融票证后，通过复杂的资金转移和交易安排将非法所得洗白，则同时涉及伪造金融票证罪和洗钱罪。在此情况下，两个罪名保护的法益不同（金融管理秩序vs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秩序），原则上应当数罪并罚。但辩护律师可以从以下角度寻求突破：如果洗钱行为是伪造金融票证行为的自然延续和必然结果，两个行为在时空上和目的上紧密关联，可以考虑主张按照吸收犯或牵连犯处理，从一重处罚。这一辩护路径在实践中成功的难度较大，但在特定案件事实下值得尝试。

写在最后。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虽然是一个传统罪名，但在金融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其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演变。辩护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既要掌握刑法和金融票据法的传统知识体系，更要关注金融科技发展的最新动态----包括数字货币、区块链票据、智能合约等新技术对金融票证概念的冲击和重塑。唯有将法律知识与技术发展同步更新，才能在不断变化的金融犯罪形态面前保持辩护的专业性和前瞻性。

辩护律师还应当关注刑事侦查阶段的财产处置问题。在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件中，办案机关往往会冻结当事人的银行账户、查封相关财产。辩护律师应当审查：第一，冻结查封的范围是否超过涉案金额----超额冻结查封属于执法不当，应当申请解冻或解封超出部分。第二，冻结查封是否影响了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三，是否有与案件无关的合法财产被错误查封----如当事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当事人合法经营所得等。辩护律师应当及时提交财产权属证明和解封申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这份工作的及时性和细致度，直接影响当事人在刑事诉讼期间的生活质量和企业的正常经营。

综合全篇分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辩护是金融刑法领域的重要实践课题，辩护律师需要兼具刑法理论功底、金融业务知识和技术分析能力，方能为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李良律师简介

李良律师，男，1973年生人，祖籍山东济宁，2006年8月开始执业，现执业于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律所合伙人，蚂蚁刑辩团队成员，天倪刑辩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死刑复核法律援助律师，江苏省法律援助中心办案律师，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考官，南京电视台《律师直播室》特邀嘉宾，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荣获国家无偿献血金奖。2016年9月获江苏省青年律师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第二名、江苏省法律职业共同体职业技能比赛辩护词写作优秀奖，2020年12月三个案例入选《江苏省刑事典型案例汇编》，2022年11月获南京市律师协会《金陵律师无罪辩护案例精选》一等奖，2023年7月被评为2020-2022年度南京市优秀刑事律师，2025年1月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2025年4月荣获南京市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三等奖，2025年5月荣获江苏省首届检察官律师模拟庭审大赛最佳辩护团队奖，2026年1月再次荣获江苏天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主要擅长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公司纠纷、建设工程纠纷、商事仲裁等。

（李良律师手机号、微信号13805149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