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股东之间因股权、经营路线产生分歧，本是公司治理中的常态。但近年司法实践中，个别股东纠纷被"刑事化"，使民事争议演变为牢狱风险。2026年8月福建漳州中院作出终审无罪判决的一起再审案，再次凸显了民刑分界这条法治底线。

案情可追溯至2010年。林明武与妻子林惠荣出资成立一家贸易公司，夫妻合计持有60%股权，后将股权转让给池某等四名外部股东。2012年，股东间因资产分割、股权登记产生分歧，协商破裂。池某等受让股东随即报案，指控林惠荣、林明武伪造股权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擅自变更工商股权登记，涉嫌职务侵占，涉案股权价值超184万元。公安机关立案后，一审认定夫妻二人构成共同犯罪，林惠荣被判七年、林明武作为从犯获刑二年，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林惠荣服刑期满后坚持申诉，2025年再审改判无罪；凭借该无罪判决，林明武继续申诉，2026年7月漳州中院开庭再审，8月作出终审无罪判决。

法院再审的裁判逻辑直指原审核心缺陷：双方2012年已签署资产分割协议，现有证据无法排除各方就股权变更、公司清算达成合意的可能性，不能证实林明武具有非法占有股权的主观故意；主犯林惠荣已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依附同一证据链认定的从犯自然不构成犯罪。一纸无罪判决迟到多年，夫妻二人背负的罪犯身份与家庭损失已难以完全挽回。

此类错案并非孤例。此前的孙夕庆案同样显示，矛盾根源纯粹是股东之间的经营权、股权等民事分歧，本可通过公司法框架下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诉讼、公司解散清算、股东代表诉讼等途径解决，却被包装为刑事犯罪，利用强制措施改变商事博弈格局。

从规则层面看，公司纠纷应回归民事法律框架。股东认为自身权益受损的，可依据公司法提起股东代表诉讼，请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公司僵局情形下，符合条件的股东可请求解散公司并进行清算。而公权力介入股东纠纷，必须严格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犯罪，防止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

对市场主体而言，最重要的是把争议留在商法与诉讼的轨道内：完善章程与股东协议，明确股权变更、资产分割的决策与记录程序；出现分歧时优先通过协商、调解、民事诉讼解决；确需报案的，也应建立在真实的犯罪事实与证据之上。守住民刑分界，既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市场信心与法治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